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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人：eyes8312 |
作者：余杰 |
日期：2003-7-9 9:0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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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生： 你好。 我自觉很冒昧给你写信。 我原是不能接受给陌生人写信这样冒昧行为的人。 我曾经有过数次被文字打动的经历，也曾有过与这文字后的心灵结识的冲动。但出于漠然悲观的天性，最终宁肯默默地与文字交流。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打击，因为他就是我曾经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收信的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 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生活的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又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 我想，在这片已经不再蔚蓝、不再纯洁的天空下，如果还有一双眼睛与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吧。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重而真诚。 作个不恰当的对比，许广平第一次冒昧给鲁迅先生写信的时候，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人生遇到歧途怎么办？我自觉我这封信虽没有提问，却也大而无当，不知所云。可鲁迅先生认真地回答了许广平的信，他看透黑暗，却从未绝望。你呢？还有一颗易感而真诚的心吗？ 最后，我要告诉你，我是个女孩，美丽，也还年轻。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深夜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 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起床来鬼使神差地给一个陌生人写了一封信--除了他写的一本书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 很久没有写信了。虽然每天都坐在电脑前，但在键盘上敲出的都是与心灵无关的文字--是比八股还要八股的项目可行性报告、是格子里填满数据的报表、是给其他部门的例行公事的通知书……日复一日，这些文件已经塞满了我的大脑。 忽然，我觉得很累、很累。我来到这家庞大的外资公司已经一年多了--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一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女孩，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当上了部门经理。 我似乎很"成功"，在前几天的聚会上，毕业之后难得一聚的大学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这么说。当年在我下铺的女孩，还只是银行的一个普通营业员。最有"出息"的男同学，也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一个小科长。相比之下，我就格外地引人注目。 但是，这些不是我梦寐以求的。我内心有一种声音在对我说："你并不属于这里。"这个声音每天都在心灵深处响起，由远而近、由低而高，像火红的熔岩在幽暗的地壳中翻涌着。 那么，我的灵魂究竟属于什么地方呢？我的心究竟要"安置"在哪里才能够获得宁静和愉悦呢？ 公司占据整个的一座大厦，我的部门在十层，整层楼就是一间开放式的办公室。每个职员有一个透明的隔间。几十个职员，像一群家养的鸽子，都被安置在一模一样的"笼子"里。 巨大的中央空调，每时每刻都在发散着无穷的能量，冬暖夏凉。我不喜欢空调，我宁愿房间里的温度与外面的温度一模一样。无论冷也好，热也好，保持大自然本身的温度最好。可是，我们的皮肤已经适应了空调制造的虚假温度，反而无法适应大自然本身真实的温度。我们的肌肤在虚假的温度之中麻木了，我们的心也一样。我们自己亲手把自己装进一个虚假的盒子里。 我每天对着电脑，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跟同事们联系。尽管大家同处一室，却谈不上有什么心灵的沟通。这就是"现代化"的公司中的惯例。在公司安装着蓝色玻璃的办公室里，每个人各司其职：或者整天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处理事务，一动不动；或者匆匆地走来走去，没有片刻时间左顾右盼。 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却面目模糊。 我的位置靠近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然而，偌大的公司里，没有一个人能够与我一起分享看风景时的心情。英国作家福斯特有一本出色的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很久以前看过，书中具体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却记得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我没有一个房间，但我有一个角落。 我经常往远方眺望，远方依稀可见烟雨迷蒙的瘦西湖，瘦西湖边上白塔的塔尖也还有模糊的轮廓。可惜，湖边的高楼越来越多，视线也越来越局促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把楼房越盖越高，为什么楼房与楼房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人们把鸽子关进鸟笼，最后自己也住进了鸟笼。 我喜欢童年时候外婆家的小院子，那个小院子曾经就在瘦西湖的边上。屋檐下的青苔上有我鞋子的痕迹，木梁上的燕子窝中有时落下一两片羽毛。可是，在几年前的房地产开发热中，这个可爱的小院子被粗暴地拆除了，连同我童年温软的记忆。 我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太喜欢了，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黑色的。以至于同事对我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总是穿着冰冷的、压抑的黑色？好多次，面对这样的询问，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隐隐作痛。 黑色是内敛的、是悲哀的、是冷静的、是坚强的。记得一篇小说中写道："很多有伤口的女人，只穿黑色的衣服。因为这样不容易让别人看到疼痛。"这也是我的原因啊，我不愿意让旁人窥视到我的内心世界。黑色是一道藩篱。 "骨纵相思当寸断，禅心难付剑与萧"，我让自己与外部世界保持着一分距离。像一只定格在琥珀中的小昆虫，凝固，但是安全。 读那本名叫《火》的书，也有好长一段日子了。书中那些刚强的句子打动过我，更打动我的却是那些柔弱的句子。手边没有书。我当时读的那本已经很破旧的书，并不属于我。读过之后，我也不想去书店买一本新的。因为，读过之后，这本书在"精神"的意义上就已属于我了。书里的好些句子我几乎能够背诵下来，我也能够感受到作者写作它们时的心情。它们让我如此牵肠挂肚。 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外面都下着雨，天色灰蒙蒙的，像《红楼梦》里面那些让作者和读者一起哭泣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章节。 此时此刻，我想起《火》中那些忧愤的句子。在北国的风沙中，他有冲冠的怒发吗？ 我相信，他有。他更有一颗忧愤与感伤的心。 我给他写信的时刻，不是我有意挑选的，却恰好是一个孤独与哀痛交织的时刻。他一定跟我一样需要安慰。他身边有安慰他的朋友吗？ 我不知道他的详细地址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然而，有过一本并不属于我的、他写的书就足够了--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说，那本书我仅仅拥有过一天(更准确地说，一个夜晚)的时间。 下午，下班之前，我做了进公司以后唯一的一件"假公济私"的事情：我把这封用一页便签写就的短信，放进一封特快专递里，填好他的姓名和地址。在吩咐秘书寄出一大叠商业信件的时候，把它混在"公家"的信件中发了出去。因为我实在怕自己没有勇气走到邮局亲手投出这封突发奇想的信。 他的文章显示，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那么，地址就简单地写上一个"北京大学中文系"，不知他能不能收到？ 那座湖光塔影的校园让我魂牵梦绕。中学时，我曾经没日没夜地切慕了它六年。可惜，最后还是没有能够踏进去。就因为高考没有发挥好，差了几分。造化弄人，我像一枚蒲公英一样，不情愿地飘落到西湖边上的那座校园里。"暖风熏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西湖美则美矣，却不是一个念书的好地方。大学四年，浓浓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我。 毕业后，渐渐忘却了有关校园里的一切。照片都是会褪色的，记忆也一样；花朵都是会飘落的，梦想也一样。 他的出现，重新勾起我昔日的梦想和创伤。他属于那座校园，那座蔡元培和鲁迅的校园，那座"五四"青年的长衫和白围巾飘飘荡荡的校园，那座在血与火中青春永在的校园。那座校园已经成为史诗，成为纪念碑，成为神话。 北大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所大学。 我有些嫉妒地想，他是多么的幸运啊。 他能否收到这封信，在我的信写完以后，已经不重要了。 写信是对虚无的一种反抗。但写完以后，我宁愿忘记它，让它像一个梦一样在我的生命中消失。 举重若轻。 正如《世说新语》中那个有名的"雪中访戴"的故事：东晋名士王子猷住在山阴的时候，一个大雪漫天的夜晚，起床对着雪景喝酒，喝到半醉，突然想起了著名的隐士戴安道，便连夜乘坐小船去看他。到了戴宅的时候，天色已亮，王子猷没有去敲门，却命令船夫开船回家。船夫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我很喜欢这个古老的故事。长袖飘飘的王子猷、鹅毛般的雪花、披着蓑衣的船夫、划在溪水中的木桨……我要是画家，我会画这样的一幅神韵流动的水墨画。 那么，我也来学学王子猷？ 可是，明天我还得去上班。睡吧，睡吧。 今天的日记写得太长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从校园里"失踪"了四天，重新回来，校园依然如一潭死水。只有"新东方"的课堂里依旧是拥挤不堪的人群。 走进图书馆，我还是去五楼的那间港台文献中心，翻阅那套台湾印刷的、庞大而精美的"近代文史资料"。这套书中的很多珍贵史料，外面都很难见到。我打算花上一年的时间，把这套书大致浏览一遍。庄子说，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每当我走进图书馆的时候，就会有同样的感慨。 这间阅览室少有人来，我独自躲在角落里，一个上午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 窗外杨絮飘飘，如同六月的飞雪。读书读累了，就抬起头来观看一会儿满天飞舞的杨絮。每片杨絮都是寂寞的，找不到方向。它们与人一样，不由自主地在空气里飞翔，然后飞落尘埃。 博雅塔的塔尖在远处，塔身被树荫簇拥着。它已灰尘满面，像一个不合时宜的老人，冷冷地看着这个热闹的世界。 今天又收到一大叠信件。有杂志社编辑寄来的刊物，有熟悉的朋友的来信，当然也有素不相识的读者的来信。其中，显得突兀的是一封来自扬州的特快专递。谁寄来的？在记忆的仓库里搜寻了一阵，我在扬州确实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信封的后面留着一个外国公司的名称和地址，以及一个有些模糊的"宁萱"的名字，它们让我在心里嘀咕了半天。我与公司之类的机构向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宁萱"却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让人遐想联翩的名字。 蓝色的、硬皮的、硕大的特快专递信封，仔细一掂量，里面似乎空空如也。 这是谁写来的信呢？这个"宁萱"究竟是谁？尽管差不多每天都会收到几封陌生读者的来信，却很少是用特快专递来邮寄的。读者们的信封，多半粗糙而破旧，也许是因为这路上颠簸太久的缘故。而且，那些地址一般都是遥远的学校和乡村，与高楼大厦无关。 撕开封口，原来是薄薄的一页公司便签，信的内容只写了大半页。字迹很小，很细，甚至有些潦草。算不上秀美，却一眼就能够看出是女孩子的笔迹，每个字都带着几分柔媚的心思。 在学校里的"家园"快餐厅里，我买了一份快餐，一边吃，一边怀着"姑且读读"的心态摊开信纸。刚刚读到第一行，我便立即换了一种心情，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起来。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几乎"不忍卒读"--它像一块小石子，准确地击中了我的心脏。它沉重得让我有窒息的感觉。 阳光从窗口射进来，薄薄的信纸在阳光下是透明的。 写信人的心呢？ 显然，这封信的作者，跟我有着相同的心性，也跟我有着相同的创痛。 在这些文字的背后，黑暗与光明两种力量正在严峻地较量，悲哀与快乐两种情绪正在剧烈地翻腾。一时间，两种力量和两种情绪都难分高下。这个关键时刻，正是需要外力来帮助的时刻。所以，她给远方的、陌生的我写信。她向我--一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寻求精神上的帮助。 这个时代，还真有这样的女孩？她真的在思考跟我同样严酷的问题？ 进入北大这些年，我已然是一个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异端"，不为大多数的同龄人所理解和认同。幸而，北大还有蔡元培时代的精神和学统零零星星的残留，"宽容"是它最伟大的品质。所以，尽管不少人把我目为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时不时地加以嘲笑和调侃，却也于我无害。 在这里，各人做各人的事情，互不干涉。能够在这种"不干涉主义"的羽翼下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很满足了。在中国，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多。 那么，写这封信的叫"宁萱"的女孩呢？她会不会也被周围的人视为"异端"？ 我猜想，她可能比我更加孤独。从她的信封上的地址看，她在一座摩天大厦里工作。那种摩天大厦好似远古的恐龙，在那里，她会受到伤害吗？ 我应该给她回信。 我愿意给她回信。 在一大堆信件中，她的信如同沙中的金子，又好像一颗搁浅在沙滩上的贝壳 宁萱： 你好。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读到你的信的时候，我刚刚从郊外返回学校。一路上，我正在想，离开校园好几天了，平淡如水的学院生活，会不会发生些许的变化呢？我的邮件 该堆积了一大摞吧？ 在五花八门的邮件之中，我拆开了你的信。 你的信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封不能不回的信--因为王小波，因为鲁迅与许广平，更因为罗素的那句话，那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敬畏这个九十高龄还因抗议政府的核试验而入狱的大思想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关怀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 这位既想"理解人类的心灵"、又想"了解星辰为何灿烂"的大哲学家还说："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痛苦的呼喊在我心中反响、回荡。孩子们受饥荒煎熬，无辜的被压迫折磨、孤弱无助的老人在自己眼中变成可恶的累赘，以及世上触目皆是的孤独、贫困和痛苦--这些都是反对人类应该过的生活。"比学识更加重要的是怜悯心。然而，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里，有多少人有怜悯之心呢？ 同时，你的信之所以打动我，还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理由--因为我的孤独和脆弱，因为你的"严重而真诚"。 文字是我与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在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的时代里，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极其困难。而文字却能够穿越诸多的阻碍，连接起一颗又一颗陌生的心灵。 这两年来，我受到许许多多的干扰。有赞誉，也有辱骂，有"捧杀"，也有"棒杀"，却很少获得精神上真切的共鸣。因此，自己的文字能够在别人内心深处赢得悠长的回音，是我生活中无法言喻的快乐。 今天，在你的这封信中，我发现了一种至诚至真的精神共鸣。 谢谢你。 写作的本质固然是孤独，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人也在拼命地抗拒孤独，就如同加缪笔下那位辛辛苦苦地搬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石头是否会再次掉下山，他并不在意，他的汗水、他的快乐、他的幸福，已经熔铸在每一次的搬运、每一次的攀登、每一次的安放之中。 西西弗斯是一个内心最幸福的悲剧演员。 然而，如果一个人永远处于无边无际的孤独中，无论他有多么坚强，他的写作和生活都很难长久地坚持下去。在沙漠中旅行的人，也需要不期然地遇到一块块赏心悦目的绿洲。在孤独的背后，支撑我的东西正像你信中所说，是"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当然，在这没有边际的悲悯之中，首先是对自我这个无比脆弱的生命存在的悲悯。 你的信中曾写到鲁迅先生，我对鲁迅先生充满由衷的敬意。他在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和一个不尊重人的时代里，终生为捍卫个人的尊严而战斗，永远不向恶势力妥协。他的人格胜于他的文章--而在中国，几千年来，大多数的文人都是"人"不如"文"，他们纸上有一套说法，生命实践中却又是另一套准则。 你在信中说，鲁迅先生"看透了黑暗，却从未绝望"，你的判断准确而敏锐。对于鲁迅先生，我们不用给他太多溢美之词。我只想补充一点：鲁迅先生是在绝望以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地寻找着希望。所以，他能够坚持着在非人的国度和非人的时代里活下去。 许广平在信中提出的难题，鲁迅先生在复信时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先生说，"人生"的长途，最怕的是遇到两大难关。一是"歧路"，二是"穷途"。我想，我们今天遇到的大概是"穷途"吧。在正道之外的那些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是一些方向错误的路。我们的选择很明了，也很坚定。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存在真正的"歧途"、并不存在走错路的危险。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正道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路可走的时候，该怎么走呢？ 王维的选择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鲁迅先生的选择是："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我常常劝说身边的朋友和比我更年轻的弟妹们，不妨选择王维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我自己，恐怕得一辈子"在刺丛中求索"--荆棘会将我的赤脚扎得鲜血淋漓，会透到我的骨肉里去。 这是我的命运，我不能、也不愿违背。 你呢？ 我们这个时代的恶，并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比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的恶要少；相反，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恶更加泛滥、更加凶险。当然，这种"恶"也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存在于我们自己心中。 我在对抗外部的恶的同时，也在清除着自己内在的恶。我在内外的夹击中依然不愿意放弃战斗。尤其是我自己内心的恶，它将伴随我的生命始终，我也将不懈地与它战斗始终。 但是，我不会因为世上有太多的恶而感到沮丧。没有恶，善也就没有意义了。我也坚信，那些看上去无比强大的邪恶势力，最后必然会衰弱、退缩，进而消亡。只要我们能够坚守自己内心的善，也许一个漫长的黑夜之后醒来，那曾经无所不在的恶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圣经》上说过： 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 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 有人从那里经过，不料，他没有了； 我也寻找他，却寻不着。(《诗篇37：35-36》) 这封信越写越沉重。我几乎都快忘掉你是一个"美丽，也还年轻"的女孩儿了。本来，你的来信就够沉重的了，我不忍心再在上面增添更为沉重的份量。就好像在一张漆黑的纸上再用浓墨写字。 可是，我实在写不出轻松的句子来。 就让我们彼此分担对方的沉重吧。 我注意到，你给我写信的时候是四日的深夜。那时，我正与朋友摩罗呆在北京郊外的檀柘寺里。 三日，摩罗邀我外出，我也正有此意。我与摩罗都不是"北京人"，虽然我们都已经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了好几年，我们还是对它相当陌生。北京城像一个巨大的蒸笼，经常让人感到透不过起来。 北京是一个官与商的城市，北京是他们的天堂。 六百年带着血腥气味的帝王都，像一只恐龙一样矗立在燕山的脚下。 六百年了，无所不能的岁月可以改变一切。在这里，流氓变帝王，文人变太监，优孟变大臣，少女变怨妇，无论出现怎样的怪事，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多少个春夏秋冬，官与商们每天都在举行宏大的盛宴，盛宴上也许还有香喷喷的大盘人肉呈上。他们开怀畅饮，他们大口咀嚼。他们在餐桌上和床第间随意决定千万子民的命运，这就叫"指点江山"。 到了晚上，一代代帝王将相们的幽灵会出来游动，向后人传授他们夺取权柄的计谋和杀戮敌人的勇气。在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度里，这些经验永远也不会过时。 世界变了，有车辆，有霓虹灯；世界没有变，世界还是他们的世界。 我很少出校门，只有在校园里还遗留着几分"家"的感觉。这个校园是城市西北角的一个孤岛，它屏障了外部沸腾的波浪，让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校门外，车与人都是轮胎飞转、步履匆匆。然而，混凝土修筑的街道上，任何人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包括烈士的鲜血和文人的唾液。 至于我，永远都是一个漂泊者。摩罗有一篇文章叫《过客之爱》，我很喜欢。人生如逆旅，我们都是没有家园的过客。我们的灵魂，至今没有找到能够"诗意地憩居"的地方。 我们真正的故乡，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这次出城，我们选择的是西南郊的檀柘寺。 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曾经写到，北平令他最不能忘怀的那些美好的景物里，其中之一就是"檀柘寺的钟声"。史书记载，当年檀柘寺人丁最兴旺时，拥有僧众数千人，号称北方第一大寺。俗话说，先有檀柘寺，后有北京城，可见其历史之悠久。 我们到寺庙里以后，一位法师带我们四处参观。当年寺庙里煮饭的大铁锅还保存着一口，算是一件珍贵的"镇寺之宝"。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铁锅。铁锅里足足能够装下好几个人。淘米用的铲子，就像鲁智深使用的禅杖。可以想见，当年挥舞铲子的，一定是个力大如牛的胖和尚。 如今，这里只有寂寂寥寥的几个僧人。在午后的寂静中，他们在宽敞的经室里，闲看花开花落。 檀柘寺少有游人来到，不像北京其他的名胜古迹，到处是鼎沸的人声和旅游团的小旗帜。和尚们并非身在红尘外，他们抱怨说寺庙离城太远，香火不旺盛，生活也较城里的寺庙清苦许多。而我暗自窃喜，因为我此刻的心情正适合这样凄冷的地方。 就是你给我写信的那个夜晚吧，我与摩罗在寺院宽敞的客房里聊天。据说，这个雅致幽静的院落，恭亲王曾经来住过。 窗外，触手可及之处，是檀柘寺那棵闻名天下的银杏树。这棵参天的银杏，据史书记载是辽代种植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闻名，不仅因为年纪大，更因为具备了某种"神性"，乾隆皇帝曾经亲笔封它为"帝王树"。为什么呢？相传，每有一个新皇帝即位，此树便从根部生出一新干，久之方与老干融合。直到清末，宣统即位时，它还最后一次生出一个小小的树干来。 今天，帝王已经不知所踪，而古树还郁郁葱葱。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在时光面前，总是脆弱的。 当年，权倾一时的恭亲王试图通过洋务运动富国强兵，却被保守的"清流"派辱骂为"鬼子六"(他是咸丰皇帝的第六个儿子)。在被慈禧太后逼下台以后，他不得不来到荒郊外的寺庙里隐居一段时间。更多的时候，他住在山下的戒台寺里，偶尔也到山上的檀柘寺游玩。 满山的松树，千姿百态。山间的石阶，曲径通幽。在檀柘寺殿宇的最高处，能够望到北京城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和灰暗破败的民居。 可以想见，一百多年以前，恭亲王这位改革的先行者和失败者，退居深山大庙之中，心情是何等枯寂、何等荒芜、何等悲凉。也可以想见，他曾经在这院落外，多少次悲哀而热切地眺望那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京城。 时间像流水一样消磨着人的意志。恭亲王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冷冰冰的佛经，无论如何都是读不下去的。他想拯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老大帝国却抛弃了他；他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却不爱他。 中国人一向仇恨改革者。古往今来，改革者和变法者们，哪一个有好下场呢？恭亲王不过是他们当中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幸亏他是皇族嫡系，丧失权力之后总还保全了性命。在他之后的谭嗣同们，就只能血洒菜市口了。而在那时，一度神采飞扬的恭亲王，早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唯唯诺诺的老人。唉，中国，中国，正如朱学勤先生所说，是一个最考验人耐性的地方。 恭亲王想减轻这块土地上的苦难，然而人们却向他扔石块。这使我想起了耶稣的命运。恭亲王是个凡人，当然不会有耶稣那么伟大；但是，恭亲王的那些只能够接受义和团的血腥和暴虐的同胞，却比那些侮辱临死之前的耶稣的耶路撒冷人更加愚昧、也更加卑劣。 恭亲王下台后，满清的改革足足停滞了近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冰冷的光阴，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两鬓也会染上斑斑的白发。 六月，城里还是酷暑高温，这里却已然有些凛冽的寒意。窗外，能听见秋虫的鸣叫。 每年的这个时刻，我都会离开校园，到野外"躲"几天。我厌倦了校园，尤其是此刻的校园。 此刻的校园，凝结的空气像固体一样，一块接一块地砸着我的心房；一双双的眼睛，发出狼一样的青光。这一切，使我艰于呼吸视听。我无法像身边的同学那样欢笑着去看电影，或者步履匆匆地去听托福课。 我拒绝遗忘，因此记忆常常以噩梦的形式降临在我的现实生活中。 我不愿沉默，然而当我正要高声呼喊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依然失声。 在蔡元培的学生们的回忆里，曾经有过一座美丽的校园。 可是，现在没有了。 是一夜之间没有的，还是像流水侵蚀岩石一样慢慢地失去的？ 我不知道。 虽然北大还是挂着"北大"的名字。我来的时候，这里处处是颓败的景象和气息。即使是去年轰轰烈烈的校庆，也不能掩盖这种从骨子里和肺腑里生出来的颓败。 谁能够改变这种趋势呢？ 是蔡元培，还是马寅初？ 在北大张灯结彩的校庆中，有几个人还记得林昭呢？这个在"文革"中先知先觉的中文系女学生，用生命捍卫着那个时代被侮辱的真理。她才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啊，她比那些著作等身的学者更让我尊重。 此时此刻，只有一位跟北大没有多少关系的诗人为林昭写了一首诗，题目就叫《给林昭》： 我就这样 久久地注视你的眼睛 轻轻地取出你嘴里的棉团 你的嘴唇依然柔软 你的坟墓空空荡荡 你的血烫伤了我伸出的手 如此寒冷又残酷的死亡 让九月灿烂阳光中独坐的我 无法悲伤 任何形式的墓地 于热爱自由的你 都过于轻浮 每年的阴历十五 河上会布满河灯 却招不回你的灵魂 你冷眼坐在 卡夫卡笔下四处漂流的冥船上 看这个世界依然荒唐 北大校庆的举杯欢呼 让你冷冷大笑 喝吧喝吧喝吧 这是血呢 你在黑暗中说 读完这首诗以后，我认为，女诗人刘霞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北大人更像真正的北大人。她在为林昭招魂，也在为北大招魂。她与林昭同为女性，一样的美丽，也一样的坚强。她就是生活在我身边的、中国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我懂得这些伟大的女性内心深处的痛苦与哀伤。而我自己，因为无法忍受那巨大的耻辱，会在这样的时节选择短暂的离开。 这是一种躲避，也是一种无奈。我的懦弱使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跟摩罗两人聊到深夜。 深夜，是比你写信的时候更深呢，还是浅一些？ 摩罗讲起江西老家农民的苦痛，讲到他们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被乡干部强行拉走，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聊到后来，我们愤怒且痛苦，心里堵得慌，简直就无法入睡。我们都是身上和心中都有一道道伤疤的人。摩罗比我年长一轮，他身上和心中的伤疤比我深。 那天晚上的你呢？除了给我写信以外，你还做了些什么？ 应该说，我比你幸运，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可以聊天的朋友，你却只能在寂寞中面对纸和笔。不过，以后你将不再寂寞，你有了我这个朋友。 写信的日子，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有意的选择，或者仅仅是一个巧合而已。 我们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认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神启的力量。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 宁萱： 其实，打印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是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看，二是因为用电脑打字的速度比手写快两倍以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我一直是手写的坚持者和电脑的排斥者。那时，我固执地认为，只有在方格的稿纸上手写，才有“爬格子”的感觉，才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纸和笔，才会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纸上的世界”。纸和笔与我的心灵之间有一种奇异的对应关系。而在复杂的电脑中，一切都是不受控制的。电脑是一种我所无法理解的机器，冷酷而强大。我对以电脑为象征的现代科技，天生就持怀疑的态度。 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试着使用了一次电脑，这才发现它能够大大提高写作的效率，而且完全不存在我以前所设想的那种心理障碍。一位朋友告诉我，电脑仅仅是工具而已，使用这种工具，带来的将是更多的自由和轻松。于是，两年前，我积攒了一笔稿费，买了一台台湾产的、价格最便宜的笔记本电脑——因为狭窄的宿舍里放不下台式机。从此，这台笔记本电脑便与我朝夕相伴，它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朋友都要长。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已经用这台笔记本电脑写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 不过，我完全理解并接受你的指责。给朋友写信，的确应当避免用电脑打字、再用打印机输出。机器的打印，不会呈现出写作者的个性与情感来；而手写的字体，立刻就会给对方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字后面有人的面孔。 谢谢你的批评，谢谢你的直率。你看，这封信我立刻就改用手写了。 我很喜欢你在信中使用的“星星的光芒”这个词。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就是为了仰望天上星星的光芒，而没有注意到地上的泥坑，结果一不小心掉到泥坑里。那些庸人们从此便嘲笑哲学家的“迂腐”，他们哪里能够体味到哲学家仰望星星的光芒时衷心的喜悦呢？ 对于那些生活在无边黑暗中的敏感的心灵而言，星星的光芒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安慰和寄托。 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的孤独缘于同样的理由。 千百年了，星子依旧不变，而仰望星子的人却像稻谷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 俄罗斯思想家洛扎诺夫说：“人身上有多少美好的东西啊——出乎意外。人身上有多少丑恶的东西啊——同样出乎意外。”我们每天都会遭遇到这两种“意外”，让我们欣喜，或者让我们痛苦。尽量增添前者的分量、尽量减少后者的分量，正是我们的愿望。文字或许能够起到一点点的作用。 洛扎诺夫又说：“我的肩头站着两位天使：一个是笑的天使，一个是泪的天使。她们永恒的争论乃是我的生命。”我们同属那种“泪比笑多”的人。流过多少眼泪，才能够换来一次会心的微笑呢？ 宁萱，你的悲观超过了我。我知道外部世界每天不断地在伤害着你，我也隐约能够猜度到你内心的疼痛与酸楚，但我一直坚定地相信：每一次或深或浅的的伤害，我们都会获得相应的回报。 是的，有神在天上注视着我们，爱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滴泪水都不会无缘无故地流淌。 看到你在信中也提到《圣经》，我很惊喜。尽管我不是基督徒，但《圣经》却是我最爱读的书，我把它放在床头，每天都会随意地翻看一节。每一次的阅读，都会有崭新的生命体验。 请允许我用《圣经》中的语言来“回敬”你： 流泪撒种的， 必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诗篇126：5-6》) 我们的回报在未来，我们的幸福也在未来。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快乐起来。我希望你快乐一些，开朗一些。我们的快乐就是我们的胜利。 我要告诉你，我有过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一九九二年，我刚刚考上北大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新生被迫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长达一年的“军政训练”。我们是八十年代末以来的第四届军训生，也是最后的一届军训生。 到军营的第一天，教官让我们学习叠被子，要求我们把被子折叠得像砖头一样——军营里总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与人性相违背的、却又代代相传的“规矩”。 被子是用来睡觉的，用来保暖的，不是用来砌房子的，这是连三岁小孩都知道的道理。让别人将被子“制造”成砖头的家伙，精神总有点毛病。所谓“通过叠被子可以锻炼耐性，培养士兵的基本素质”之类的说法，我是不相信的。就像“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故事一样——与其耗费一辈子的生命将铁棒磨成针，还不如花片刻的时间去买根针回来；就像“愚公移山”的成语一样——与其牺牲自己的幸福乃至子子孙孙的幸福没日没夜地去挖山，不如早点搬家过新的生活。 “鬼话”成了真理。 在中国，为什么总是有这么多违背人性、违背常识的观念和传统呢？ 为什么千年以来就没有几个人站起来反思、追问、质疑乃至反抗呢？ 多少鲜活的生命，就被这些“应当如此”的“规矩”悄悄地吞噬了。 每天从早到晚，我与“战友”们一起，在营房里弯着腰、对着被子拍拍打打，累得腰酸背疼也不敢休息。全队检查开始了，队长带着一群教官走进来，他的手上拿着一根棍子。我正在嘀咕他为什么拿着棍子，队长已经盯着我的被子了。队长眼睛里流露出轻蔑的目光，不禁让我心里发毛。 说是迟，那是快，队长手中的棍子轻轻一挑，便将我床上的被子挑到地上，他趾高气扬地说：“这算什么被子？重新来过！” 那一刻，我满面通红，眼泪花在眼眶里打转。 那一刻，十八岁的我方才深刻体验到，人与人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世上还存在着以侮辱人为快乐的人。 我可以承受强体力的训练科目，但是我难以忍受这种不尊重人的作为。人与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就在我的同学之中，许多人认为这算不得什么，不就是重新再学习叠被子吗？而我的情感极其敏感，虽然不至于像当年的俄罗斯贵族一样，为捍卫自己的尊严，时不时地就拔出剑来与人决斗，但是我却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这种侮辱让我连续几天痛苦不堪，吃不香，睡不着。 心中的伤口在溃烂，在迸裂。 我没有办法反抗他们，但是我可以让自己的内心一点点地成长，并赋予其坚强的质地。我也没有勇气当面顶撞他们，但是我却保存着伤口，保存着耻辱，不是为了报复，而是时刻警醒自己：尊严是何等的可贵。 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了一年漫长的军训之旅。 如果没有经过军训的话，我大概还要等很久才能够真正长大。有了军训，仅仅经历了一年的时间，我就成熟得让妈妈也不敢相信——在一转眼间，儿子就从孩子变成大人了。 在那种把人当作“号码”、当作机器、当作工具的环境里，如何保持个人的尊严、如何保持心灵的快乐，就成了我生活的目标。 我们经常举行开心的“倒计时”纪念活动，例如离军校结束还有两百天、还有一百五十天、还有一百天……每一个成为整数的时刻，都会成为我们纪念的理由，以及快乐的理由。毕竟，不快乐的日子正在一天天地减少——未来的趋势是“减少”而不是“增加”，这就足以安慰我们了。 某一个“纪念日”——大概是离军训结束还有一百天的时候，在深夜里，我们全班冒着被处分的危险，悄悄爬起床来，点燃一根小蜡烛，每人在军用磁杯里泡一杯方便面。然后小心翼翼地碰杯。 在灯光下，只听见“唰唰”的吸面条的声音。每个人都吃得那么投入，喝完了最后一滴汤还意犹未尽，仿佛我们在吃山珍海味——真的，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好吃的方便面了，虽然那是最便宜的、只有一种调料包的袋装方便面。 烛光下，一张张红扑扑、汗涔涔的青春的脸，那是我对那段暗淡的日子少有的美好回忆。 一下子又说远了。不过，我也很想听你讲一讲你的过去，你的大学生活，以及扬州这座传奇的城市。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到过扬州。在我的心目中，扬州是一座生长在古典诗词里的城市，像一株充满香气的植物；扬州又是一座伸展在传奇之中的城市，这篇传奇由才华横溢的文人和美若天仙的女子共同组成。 去年，我到过南京，南京离扬州很近，在南京似乎能够闻到一丝扬州的气息。 真的希望有机会到扬州来看看你。有你作导游，扬州最美好的地方，我一个也不会漏过。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八日 廷生： 每天晚上我都在想着给你写信，甚至每一个词语仿佛都历历在目。可一个白天却又被淹没在纷扰的事务之中。不过我真的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和你的信，就像一首老歌里所唱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花言巧语"之后，还是真心请你原谅我的耽误吧！ 廷生，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又深沉又单纯。你有令人折服的洞察力和鞭劈入里的思辨能力，却又有叫人怜爱和心疼的纯情与脆弱，这样的结合是多么的难得与可爱啊！正所谓"横眉冷对市侩，俯首甘为情痴"。 你的军训经历使我一下子想起了李敖。多么偶然，他也是对军训之压制深恶痛绝，而决心"特立独行"的。你一定读过李敖的《预备军官日记》，你们相似的人生道路，或许正是一种必然吧。 在没有压制的地方，人不会想要自由。就像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平常吃满汉全席也不会觉得很香，而一旦饱尝颠沛流离、忍饥挨饿的折磨之后，他就连一碗稀粥也会喝得津津有味。所以，我想，那些强迫你们接受军训的人真愚昧--他们的本意是惩罚，是愚弄，没有想到却给了你们这样一个磨砺的机会。 从反面来看，这个机会真难得，没有经过那一年非比寻常的军训，你会成为今天的你吗？ 不知你欣不欣赏李敖的人生观？我自以为李敖的人生观是极健康、极人性的，也原应是极普通，极正常的，却难为只有他一个人敢讲。唯其敢于承认人性的缺陷，才卓然不群。他敢说自己的"恶"，又不以为耻，欣然接受，昭之与众，这与鲁迅先生的正视中国人的劣根性，却依然苦痛一生地爱他们、骂他们、救他们，为这"恶之花"深爱一生、耗尽心力，如出一辙。纵其李、鲁二人，一嘻一庄，一笑一骂，在某种程度上，其率真与坦荡、真挚与深沉是怎样的神似啊！ 写到这里，我觉得有些辞不达意了，苍白的文字怎么能够表达心中丰富而微妙的感受？或许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盲目的爱不是爱，深知其缺、深受其苦却痴心不改的爱才是真爱；无知的天真不是纯洁，历经沧桑仍不改其纯真、仍坚信"真、善、美"的天真才是真纯洁；隐瞒、伪装的自信不堪一击，君子坦坦荡荡的自信才是真正卓尔不群、傲然物外的自信。 以这样的标准，问天下恋人，真爱者几？问天下女人，真纯者几？问天下男儿，自信者几？我热切地期待过，但很快就失望了。从此以后，我便再不敢有任何的期待。我觉得很悲哀，"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我在你的文字中发现了诗意、发现了爱。你的某些散文像诗一样，但我没有读到过你写的诗歌。你写过诗歌吗？也许你现在的心态过于忧愤，不适宜写诗。但是，我凭着直觉，认为你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诗性的人。 告诉你，我最爱的就是诗，我觉得诗是文学艺术的至高形式。我常常携带一本诗集伴我度过火车、飞机上的漫漫旅途和孤灯白壁的茫茫长夜。有了诗歌，一节肮脏的火车车厢立刻就变得像宫殿一样美丽。 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斯塔姆有这样的诗句： 人们需要诗歌，它将成为他们自身的秘密， 令他们永远清醒 并让他们沐浴在它呼吸之中的闪亮的波浪里 我多么希望我们也沐浴在这"闪亮的波浪里"啊。 最近我读了一本《北大诗选》，收入了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这二十年间数十位北大学子的诗作。我发现，其中有不少的好诗。 最好的当然是海子的诗，我喜欢他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都能够背诵了：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又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中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他十年前写的诗句。我真不知道--假如今天他还活着，还能够写出这样的诗句来吗？ 最近，我还读到一本名叫《沉沦的圣殿》的书，是我在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买的。机场里很少有值得阅读的书籍。而这本厚厚的书，在一大堆"官经"与"商经"之间峭然独立。 我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了，立刻买下来。有了这本书，此后飞机上的三个小时，我静静地阅读着，完全沉浸在一种圣洁的氛围之中，甚至忘记了自己在飞机上。 这本书的副题叫"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在书中，我发现了一大批星光灿烂的名字，北岛、舒婷、郭路生、芒克……以及更多以前我不知道的、却同样重要的名字。插页里还有他们不少的照片，许多人我原来"只闻其名、不见其人"。于是，我将诗歌与诗人的照片一一对照--在一首哀伤的诗旁边，却看见一张作者微笑着的照片；刚读完一首典雅的诗，却发现作者原来长着一脸的大胡子。在对比与反差中，我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那是一个觉醒的年代，那是一个反抗的年代，那也是一个思想的年代。那时候，一首诗歌所引起的轰动，简直就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经历了漫长的精神奴役的青年以及那些不再青春的"青年"，在诗歌中开发出一块青翠的精神绿洲。 人心的温暖和坚韧，玲珑剔透地展示出来。 那是这个萎靡而垂老的民族少有的青春期。那个时代的盛况，是空前的，也几乎是绝后的--至少九十年代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纯真而饱满的精神生活了。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赶上那个黑白分明而没有暧昧的时代。那个诗人们熬夜油印《今天》上街散发的时代，那个在白洋淀的芦苇之中吟唱的时代，那个一边啃着馒头咸菜、一边更加饥渴地阅读"灰皮书"的年代，那个子弹在城市飞舞、饥荒在农村泛滥、思想者走向断头台的年代。 《沉沦的圣殿》中，讲到了郭沫若的第八个孩子郭世英的故事。这位与父亲一样才华过人的青年，却不像父亲那样卑躬屈膝、指鹿为马。他在"说实话，还是说谎话"之间，毅然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惨酷的年代里，意味着牢狱之灾、皮肉之苦，甚至身败名裂、人头落地。 作为居住在深宅大院里、"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的"天之骄子"，郭世英的人生道路与父亲截然不同：郭沫若在"五四"时代一度曾经是叛逆者，吹奏着新文学嘹亮的号角。后来，为了荣华富贵和官职名号，他心甘情愿地充当伟大领袖的文学弄臣。这时，他虽然地位尊崇，宛如文坛的"泰山北斗"，却连一首像样的诗也写不出来了。 他的儿子郭世英，不愿承袭他拥有的这一切，这用良心换来的一切，而勇敢地宣布：我要与一切戕害人性的制度、一切愚弄人的文化决裂，我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人"！ 当年，父亲曾经尝试过走这条道路，发觉代价太大，很快就放弃了；如今，在更加严酷、更加冷漠的体制下，儿子却毫不畏惧地走上了这条风雨不归路--他们的文学社团被定为"反革命"组织，他以重罪入狱，连父亲也救不了他(懦弱而自私的父亲也不敢出面救他)。 不久，年仅二十五岁的郭世英惨死在监牢之中。直到今天，他究竟是自戕还是死于谋杀，依然扑朔迷离，相关的档案材料后来都不翼而飞。 谁能够破解这个谜呢？ 郭世英短暂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悲剧；他父亲漫长的一生，是一场正剧、喜剧与丑剧的混合，虽然更加丰富而曲折，但缺少动人心弦的伟大力量。这对生活中的"父与子"，比屠格涅夫笔下的《父与子》还要富于戏剧性。卑琐与崇高、怯弱与勇敢、谎言与真理、黑与白、冰与火……它们的对立，本身就是一出惊心动魄的戏剧。 郭世英的好友牟敦白说："郭世英的生命在极其旺盛的时候，以惨烈的形式突然地熄灭，客观的社会环境必然造就出这样悲痛的、震撼人心的结局。"假如让我早生三十年，假如我就在他们的文学小组中，我想，我一定会爱上郭世英的。不是爱他的英俊，而是爱他的忧伤，爱他的勇敢，爱他的"哀民生之多艰"。 我也愿意陪着这样的爱人去坐牢，甚至为他而死。我对死亡丝毫不恐惧，真的。 要是我能够拥有一种值得为之付出生命的爱情，那该多好啊。 《沉沦的圣殿》和《北大诗选》这两本书，让我感慨的另一个方面是：诗人们的现状--要么早逝了，要么出国了，剩下的也没有几个有"正当职业"和"体面地位"的，更遑论继续写诗了。有时，他们连基本的物质生活都无法得到保障。 天妒英才，莫扎特不正是在病痛和饿冻的折磨之下，才三十多岁就死去了吗？而那些八面玲珑的庸人，往往得以健康长寿、儿孙满堂，然后等来朝廷隆重的册封。 掩卷长息，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所以，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沿用"他们"的说法)，拿起笔来！ 廷生，如果你也写诗的话，请一定给我看看，好吗？也许，你抛一块"玉"，我也不吝于回一块"砖"呢？不过，杂文，如你所写的，我也喜欢。 你再有新的作品，寄给我好吗？ 我愿意当你的第一读者。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宁萱： 这几年北京的夏天酷暑难耐，高温的天气超过长江沿岸的三大火炉。这不是大自然故意跟人类捣乱，这是人类与自然为敌的恶果，北中国的自然环境在近半个世纪里迅速恶化了 。 我想，也许过不了若干年，北京就变成一片寸草不生的沙漠。那时候，城里这些趾高气扬的官员和商人们在哪里呢？他们会耗费巨资把自己制作成木乃伊吗？后辈给予他们的木乃伊的是尊崇还是白眼？ 你在信中用了好多的篇幅来谈论诗歌。我很久没有写诗了。尽管我同意你对诗歌的评价--在文学的殿堂里，诗歌确实居于最高的位置，但我还是放弃了少年时代曾经尝试过的诗歌的创作。 这种放弃是自愿的。 我为什么不写诗呢？ 学者阿多尔诺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这个意思移用到中国，就是：经过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惨剧之后，写诗也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在中国，仄迫的、被谎言包裹的现实，已然不允许任何具有诗意的东西存在。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真实尚未得到充分展现之前，如果刻意和矫情地去写诗，无疑太过奢侈。 从八十年代末年以来，我一直没有获得那种从容的、审美的心境。目睹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我在愤怒与悲凉之间彷徨于无地。 诗离我越来越远了。诗像玻璃一样，太容易破碎。而与邪恶面对，你必须拥有坚强的质地。 我也喜欢读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他的诗歌有着水银一样的密度，又像水银一样流动着。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叫《火》，灵感来自于鲁迅先生的《死火》。后来，我发现曼德尔斯塔姆在流放中最后的诗篇就叫《火与冰的泪水》，这是一种神秘的巧合，它说明在人与人之间具有某种奇妙的连结纽带。 最近，我还看到台湾诗人洛夫的一首诗歌，也描述了近似的意境。他的诗歌中虽然没有"冰"与"火"强烈的对立，却有"水"与"火"的明显比照。不妨抄几句给你： 浮在河面上的一双眼睛仍炯炯然 望向一条青石小径 水来，我在水中等你 火来，我在灰烬中等你 这样的诗句，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火与冰的泪水》是曼德尔斯塔姆诗歌创作的终结，堪称"天鹅的绝唱"。在这些诗篇里，诗人展示了他想象力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说出了他的预言以及他对厄运和救赎的庆贺： 成垛的人头在向远方徘徊。 我缩在其中，没人看见我。 但在富有生趣的书中，在孩子们的游戏中， 我将从死者中升起， 说太阳正在闪耀。 可是，诗人悲惨的死亡实在让我心碎。 曼德尔斯塔姆被送进了集中营，在零下四十度的西伯利亚，在一间没有暖气的破房子里，他被强迫脱光衣服，并遭到残酷的拷打。他像木头一样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像死狗一样被扔到荒郊野外，他的肉体迅速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曼德尔斯塔姆没有骨灰。他的遗孀娜嘉把丈夫的诗歌像骨灰一样保存着。诗歌藏在一只铁锅里，然后带着铁锅东躲西藏，逃避特务们地毯式的搜查。 当铁锅也不安全的时候，娜嘉只好焚烧了手稿，她将诗歌一行行地铭记在心中。夜深人静时，她依靠吟诵丈夫的诗篇来抵御寒冷和孤独。 她告诉自己，必须活下去，为了诗歌，为了丈夫，更为了自己。 我觉得，在一个寂静无声、恶行肆虐的时代，一个写作者在写作诗歌之前，更应当彰显恶人们的恶行。当罪恶还在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躲在小房子里写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对自己危险，对别人也危险。我们首先要建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来，我们要让这道屏障保障诗人和所有普通公民的生存。 关于海子，我想跟你深入探讨一番。我当然也喜欢海子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短篇抒情小诗。相反，那些他自己非常得意的长诗，我丝毫也不看好。我认为，他的才华不在于此。他梦寐以求想当王子，这不好。 你所引用的海子的那首小诗，也是我最喜欢的。 海子所咏唱的爱与幸福，散发着永恒的魅力，增添着我们生活中的亮色。摩罗根据这首小诗写过一篇题为《体验爱，体验幸福》的文章，爱与幸福这两种质素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所匮乏的，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也长期缺失。海子的诗歌中有星星点点的亮色，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曾经用歌颂的语言写到过海子，写到过他的生存与他的死亡。但是，经过最近两年多的思考，在反复研读海子的作品之后，我对他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评价。 很遗憾，这些认识和评价是负面的。死者本来不应该受到打扰--在这里，我仅仅把他的文字作为当代思想史上的一份重要材料来讨论。 海子的诗中有不少我所认定的"毒素"。最突出的是，他有一首诗题目叫《秋天的祖国》。诗的副题清楚地表明，这是献给某"大人物"的，姑且隐去不彰。我读了以后，难受得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他称我为青春的诗人爱与死的诗人∕他要我在金角吹响的秋天走遍祖国和异邦……土地表层那温暖的信风和血滋生的种种欲望∕如今全要化为尸首和肥料金角吹响∕如今只有他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把春天和夏天的血痕从嘴唇上抹掉∕大地似乎苦难而丰盛" 这样恶心的诗句是不可饶恕的--即使用单纯、天真、幼稚、浪漫、糊涂这一切的字眼和理由来解释，我也决不原谅写出这样的诗句来的海子。 把鲜血诗意化，意味着又一次的血流成河；把屠杀诗意化，意味着又一次卑鄙的残杀。不能因为尊重伟大领袖的浪漫诗情，就漠视在三年"人祸"中活活饿死的三千万到五千万老百姓的生命。不能因为赞赏伟大领袖的青春气息，就淡化在"文革"乃至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以各种各样方式折磨至死的数千万中国公民的生命。 对苦难的讴歌是虚伪的--如果不思考并杜绝苦难所产生的原因； 对理想的颂扬是危险的--如果用权力来强迫别人接受你的理想。 "如今只有他宽恕一度喧嚣的众生"，这是海子的诗歌中最可耻的败笔。究竟谁享有"宽恕"的权利？在海子看来，领袖成了上十字架的耶稣，他高高在上地宽恕了芸芸众生，真是这样吗？ 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施虐者宽恕被害者？这是什么混账逻辑？ 宽恕的权力，不在领袖那里，而在普通公民们那里。 每一个死者和生者，每一个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中国公民，都不会宽恕那些以诗歌和"主义"为面具，玩弄权术、满足个人私欲、践踏公民生命、破坏神州环境的历史罪人们。 我认为，无论一个人多么具有浪漫的诗人气质，无论一个人拥有多么宏大的理想，他都没有权利拿别人的生命来做实验，他也没有权力强迫别人无条件地跟从他去实现这个理想。 这是一个一点也不复杂的常识。然而，诗人们却经常违背常识。 在这里，海子混淆了"先知"与"罪人"的界限。海子将"罪人"当作"先知"来歌颂，这并非他一时的失误，这表明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蠢蠢欲动的毒素和魔欲。有的时候，这些毒素和魔欲支配了他、占领了他。人生而平等，人不可能成为神。"伪神"是最大的"罪人"，膜拜"伪神"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罪行。僭主残暴的统治违背天道，必然是邪恶的。 我一直认为，再伟大的诗人也不应享有违背常识的豁免权。诗人也应当遵循每一个公民都遵循的律法。 当年支持法西斯暴行的大诗人庞德，也得接受人间律法的审判和惩罚。 因为犯下了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严重的罪行，庞德被美军装进笼子里示众。尽管这种惩罚丝毫没有顾及诗人的人格尊严，但是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的这种可耻下场。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同情并豁免庞德--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诗人，那么，谁来同情那些被法西斯虐杀的、籍籍无名的犹太人和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呢？谁来替那些受尽折磨的无辜生命讨回公道？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难道就比不上诗人的生命和尊严有分量吗？ 我认为，正义的砝码重于艺术的砝码。 因此，所有颠倒常识的话语，我都会毫不留情的批驳，包括海子在内。 在一个根本没有丝毫诗意的世界上，假如诗人硬要制造诗意，那只能是虚假的诗意；人间本非天国，假如硬要把人间当作天国，那么撒旦就会趁虚而入，成为骑在我们头上的、绝对的、暴虐的统治者--这也许是我的"杞人忧天"。但是，这种隐忧或许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警惕并诅咒恶人与恶行。 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 《圣经》中说： 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 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 竟掉在自己所挖的坑里。 他的毒害必降临到他自己的头上； 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诗篇7：14-16》) 把恶人当作义人，就是帮助恶人为恶，就是遮蔽了义人的正道。所以，我要严厉地谴责海子--在热情地赞扬他的同时。 谈了一段海子，我还想谈《沉沦的圣殿》。 宁萱，你在信中提到的《沉沦的圣殿》，也是近年来我很喜欢的一本好书。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活生生的史料。主编这本书的四川诗人"廖胡子"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有机会我引见你认识他。不过，九十年代以来，老廖就不再是"诗人"了。当诗歌失去对当下生活的疼痛感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放弃了诗歌的写作，而作为一名底层社会学者开始他独特的社会调查。 老廖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古典大侠。他头大如斗，头光如镜，粗暴的外表里面，却有一颗温和的心。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却还能够时时发出爽朗的大笑，他的笑声是人世间最纯净的笑声。 我相信，见了面之后，你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廖胡子的。 你还谈到书中有关郭世英的章节。郭世英的有关材料，以前我就看了很多，老早就想为他写点什么。他不应该被历史淹没。他的名字应当比他父亲的名字更高贵。 这个英俊而忧郁的青年，我北大的学长。他在疯人院里嚎叫，而他的父亲在王府花园里练习书法。他发现了恶人的恶，他忍无可忍。 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存的空间，尽管他生存得艰难且苦痛；而在红旗飘飘的中国，却没有这名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青年的立锥之地，尽管他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儿子。 如果说郭沫若让人不齿，那么郭世英则让人仰视。 我的童年时代，曾经在郭氏老家所在的小镇乐山沙湾生活过。我去过郭沫若的故居，那是大渡河边的一群阴晦的宅院。这种宅院的生活，固然会让少年郭沫若产生叛逆的心理，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使他对权威产生天然的膜拜。郭沫若的一生，一直被这样一种极度分裂的人格所左右着。 大渡河滚滚东流，是清是浊，人人心中有数。 一九四九年以后，郭沫若尽管被推为文坛继鲁迅之后的"旗手"，并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他在上层并不受尊重。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从小随父亲出入于最高层的交际圈中，观察到了许多外人不得而知的细节。她在回忆录中提到，一九六零年，郭沫若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 这一细节给罗点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罗点点评述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这一画龙点睛般的评论，让我产生了许多感想。 《圣经》中说：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 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箴言11：8》) 的确，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人，自然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郭沫若真是咎由自取啊。 在我看来，《沉沦的圣殿》不仅是一本文学史的重要资料、一本鲜活的人物传记，更是思想史顽强跃动的脉搏。这本书中，除了诗意盎然的部分之外，还有不少冷峻、严厉的"反诗"的部分，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朦胧诗的重要成员周舵。他在《当年最好的朋友》一文的后半部分，借题发挥地说了一段话："中国百年来的大灾难，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诗人气质的那一部分人)所为。他们自命精英，其实满脑袋浆糊，连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比如说，不疯比疯好，健康比病态好，这应当是常事吧！中国的知识分子偏偏要反过来说，疯比不疯好，病态比健康好；不但自己病，不疯的也要想办法疯，而且不搅到中国人统统不疯掉不算完。倒是老实本分的劳动人民，虽说知识不多，起码不疯，有健康人的常识，包括慈悲和同情心在内。所以我说，最可怕的不是无知，是系统化知识化的偏见偏执，那种东西十之八九要把人逼疯，把世界搅得鸡飞狗跳。"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对"诗人"最严厉的批评。这些话正是我想说的，而周舵说得比我好，所以我干脆直接引用了。 周舵还说："我的坚定的立场是：除了人本身--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生命、健康、幸福和自由发展--之外，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其他更值得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去追求的目标。离开这个基本的人道主义立场，各式各样冷酷残忍的主张都可以乘虚而入，人类的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会彻底坍台。"周舵是在普遍患了"自恋症"的诗人群落中，罕见的一个能够"反观自我"的清醒者。周舵的判断准确而敏锐。那些歌颂顾城的诗人和学者们，应该认真地读一读这段话。难道一个优秀的诗人就有杀死他人的权力？难道诗人的杀人就可以被我们当作一件卓越的"行为艺术"？这是一种多么荒唐而背谬的逻辑啊。 然而，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诗人和作家们，像一群刚刚吃饱猪食的蠢猪，疯狂地在泥潭里打着滚。在他们所谓的"浪漫情怀"背后，是粗鲁鄙俗的领袖欲望和残酷血腥的暴力倾向。 看看最近几年来发生的那些诗坛的争斗吧，他们从观点的争论发展到文字的辱骂，从文字的辱骂发展到当面的侮辱，从当面的侮辱发展到动手动脚乃至大打出手。据一个亲历者告诉我，诗人们在一次会议上爆发的打斗，比起香港电影中的黑社会火并来，更加龌龊、更加热闹、也更加不堪入目。 中国的"诗坛"上，活跃着这样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已经写不出诗歌来了，也丧失了对美和苦痛的感知。他们却懂得制造"事件"来引起公众的注意，也懂得如何把自己操作成一个"品牌"。这些所谓的"诗人"们，尤其工于让外国人关注他们的"探索"--这意味着获得出国的机会。此时此刻，谈论他们简直就是破坏我的心情。 我说了这么多诗人的"坏话"，并不表示我对诗歌本身的排斥。相反，我跟你一样热爱诗歌。我很惭愧自己丧失了写诗的能力。但是，我知道你还愿意写诗，那么何必非得"投之以李，报之以桃"呢，你就大大方方地寄几首大作给我吧--幸好，我还没有失去欣赏诗歌的能力。 宁萱，我不知道信封上的地址是否就是你工作的地点，你在做什么工作呢？我很想知道你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只要你愿意告诉我。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一九九九年七月六日 一个星期了，还没有收到宁萱的回信。 每天中午，从图书馆回到四十七楼，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去收发室取信件，一发现没有宁萱的信，心中就有些淡淡的失落感。 有盼望才会有失落。 那么，我是期盼收到宁萱的信了？这种感觉，自从初恋结束以后已经很久没有过了。两年淡如止水的生活，我自动关闭了心扉，不让一个女孩子进入我的心灵深处--她们远远地望一眼便走开了。孤独是一垛修满烽火台的城墙，灵魂被困在围墙内，没有办法突围而出。 洛扎诺夫说："我们为爱而生。成就不了爱，我们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忍受煎熬。成就不了爱，我们就会在那个世界里受到惩罚。"我忍受了许久的煎熬，有没有获得拯救的希望呢？ "曾经沧海难为水"，究竟什么样的蝴蝶，才能够从沧海的这一端飞到沧海的那一端呢？ 那一次的伤口很深，我差点认为再也没有办法愈合了。现在，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我渐渐地开始忘却、开始康复。我担心别人无意之中往上面撒盐，便把伤口一层一层地遮掩起来。 我希望，有一天，无意间撩起衣襟的时候，却发现心口的伤疤已经消失了。 我感觉到，这一天，就快来临了。 虽然我曾经爱过，但我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体验。"爱"可以是一个人的事，即使对方不爱你，你也有去爱的权利；而"爱情"则必须是两个人的事，《庄子》中说"相濡以沫"，大概这就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吧。 每一个眼神都能够得到回应，每一个脚印旁边都有另一个脚印--什么时候，我才能够获得这样深切而幸福的体验呢？ 暑假我要回四川老家，回家前不知道能不能收到宁萱的来信？想念着她，读她的来信，成了我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枯燥"的部分。 我不知道她的模样，不知道她的家庭，不知道她的工作。除了几张薄薄的信纸，我几乎就不知道她的一切--甚至她爱穿什么样的衣服、她留着什么样的发型、她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 但是，我内心分明感受到了我与她之间的一种亲近、一种契合、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究竟是幻觉，还是真实呢？ 她不会不给我回信的。是不是我在上封信中说错了什么？女孩子的心思太复杂，像电脑的芯片一样，我无论怎么揣摸都弄不懂。不过，即使我的措辞有不能达意的地方，宁萱大概也不会在意的，她应当不是那种小心眼的女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宁萱没有给我回信呢？百思不得其解。唉，我越想越头疼。 我自己似乎在发生着某种变化--我对异性的敏感正在恢复之中。 与其在这里挖空心思瞎想，不如再给她写一封信。 千金易得，一个红颜知己难求。 我不愿意做岩石，不愿意做孤岛。因为岩石与岩石之间、孤岛与孤岛之间，虽然"同晒着太阳，同激起白沫，同守着海上的寂静"，在如此亲密的关系下，却是彼此陌生的灵魂。 它们从来没有倾听过对方脉搏的律动声，也从未认识生命显示予对方的容颜。 我要勇敢地去爱，勇敢地去受伤 宁萱：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还没有收到你的回信。是不是我的信给邮局弄丢了？请原谅我的催问，我实在是害怕失去一个能深入谈心的朋友。 每当摊开信纸给你写信的时候，我才明白"天涯若比邻"的意思。地理意义上的"远"和"近"，跟心灵意义上的"远"和"近"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心灵接近了，空间上的距离就可以被轻易地克服；而心灵遥远，即使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也会如同陌生人一样。 校园里一般来说都是平静的，我喜欢这种平静的氛围。但是，最近我们系里却发生了一个不平凡的事情。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边的悲惨的爱情故事。在这里，我想给你讲述一下。 学校快要放假了，今天我去系办公室，发现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有一对中年夫妻正在声嘶力竭地呼喊："凶手！凶手！还我女儿！"天气很热，他们一头汗水，泪流满面，脸上的肌肉也因为愤怒而扭曲了。 在北大中文系门口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是，我赶紧向旁边的同学打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果然，系里前几天发生了一起惊天大事。我一向对学校里的"新闻事件"不感兴趣，获知各种消息也颇迟缓。谁升官了，谁得奖学金了，向来不在我关注的范围之内。但这件事却让我深受震撼。 原来，这对中年夫妻的女儿是比我低两级的小师妹。女孩是北京人，家境优越，能歌善舞，刚进大学校门就显得分外引人注目。高中的时候，她埋头苦读，不知感情为何物。进了大学，情窦初开，爱上了班主任老师。 老师是刚刚毕业的博士，一表人材，口若悬河，学识渊博，自然轻而易举地掳获了少女单纯幼稚的心。女孩疯狂地爱上了老师，不顾一切地爱上了老师。那第一次喷涌而出的爱，是任何力量也不可抑制的。老师刚刚离婚，也正寂寞着，便半游戏半认真地接受了女学生的爱情--在他看来，有，总比没有好。 女孩把自己给了老师，她给老师做饭、洗衣、打字，她像藤一样依附在大树上。然而，老师不愿意当大树，老师以为这不过是一场短暂的春梦。梦醒之后，便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老师是研究"后现代文化"的，希望自己的现实生活也充满"后现代"的游戏色彩。 有一天，老师轻轻松松地告诉女孩，他已经不再爱她，她应该去寻找更好的爱人。老师认为，他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周喻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不相欠。 女孩的世界崩溃了。女孩默默地离开了老师，没有流一滴眼泪。这不是女孩一贯的反应。 老师感到有些诧异，更多的却是如释重负。 女孩回到家里，父母还在上班，要晚上才能回家。她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自己吃了一小半，大半都留给父母。她还在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 然后，女孩走进卫生间，打开浴缸中的温水。她安详地在卫生间里脱去全身所有的衣服，赤裸裸地躺进浴缸里。 她拿起小刀，毅然割开自己的手腕。她忍住疼痛，她的心已经死寂，肉体的疼痛算不了什么。 鲜血涌了出来，像一眼汩汩的泉水。鲜血与浴缸里的温水融合在一起。她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剩下的便是父母回家时的惊叫，以及呼啸而来的警车。 然后，便有了我此时此刻见到了这一幕--伤心欲绝的父母到系里讨"说法"来了。这一行为虽然不可能唤回女儿，但这是父母减轻痛苦的唯一方式。 女孩看了太多的小说。她选择了一种浪漫的死亡方法。她遭遇到了残酷的爱情，她只好用生命来报复。我们可以不理解她，但除了她的亲人以外也没有权力指责她。 爱情如山峰，人就像登山者。 这座表面宁静的校园里，其实隐藏着汹涌的暗流。 每个人都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即使是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将军，最后还可以对准自己的头颅开枪。这一枪就是将军最后一次伟大的进攻。 我不想从道德伦理的角度谴责那个老师，许多人已经那样做了。他与我想要谈论的"爱情"无关，他不值得我浪费笔墨。 我想谈那位小师妹。她与我同处一个校园、一个系。我也许没有见过她，也许见过--在哪位教授的课堂上擦肩而过。我能够体味到她的执著和决绝，虽然她身边的女孩们都会嘲笑她"太傻"。 九十年代是一个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全面胜利的年代。九十年代的信仰只有一个字：钱。在我们这个没有上帝的国度里，金钱成了上帝。这是一种可怕的"伪信仰"。 那些人，他们会为《泰坦尼克号》中虚假空洞的爱情而流泪，却不会怜悯身边朋友惨烈的悲剧。他们的爱情写在纸上，印在电影屏幕上，吟唱在流行歌曲中。他们会对身边的叛经离道者和真情至爱者自始至终地持以冷漠与嘲笑，因为叛经离道者和真情至爱者破坏了他们已经相互默契的"游戏规则"，并将他们置于一种难堪的境地。他们的"自尊"是不容伤害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要维持这样一种不温不火的"度"。归根到底，他们其实不相信爱情。 而我，始终相信有爱情的存在。 所以，我为那个女孩而哀痛，她像一个美丽的瓷器一样破碎了。 破碎了，便不再流泪；破碎了，便不再疼痛。 词人元好问叹息说："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千古的疑问，任科技如何发达、政教如何昌明，人类还是无法解决。宁萱，你的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明天，我要把我的其他几本书寄给你。虽然每一本书里都有那么多让我不满意的地方，但我还是想让你读到我的每一篇文字。我想，我的最好的作品，应该永远是"下一本"书。 你只看过我的第一本书，它仅仅是我的思想和生活的一小部分--到了今天，许多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希望你能够了解到我更多的想法，我更希望获得你尖锐而锋利的批评。 直觉告诉我，你对我的批评会毫不留情面，会切中肯綮。你会是我的一名"畏友"。 在如同白驹过隙的一生中，"畏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八日 廷生： 我刚刚从一个与现代文明隔绝的地方回来，从死亡的边缘回来。 你的两封信都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像是上辈子发生的事情。 原谅我没有告诉你我的行程。因为在启程前，我就决定不告诉任何人，包括爸爸妈妈在内。 我去了一趟西藏。不是坐飞机去的，而是跟探险队的朋友一起开车去的。我们从青海进入西藏，专门挑险路走。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次千钧一发的险情。就连那些常年登山和探险的壮汉，在生死一线牵的时刻都吓得魂飞魄散，人人都以为真的回不来了。 然而，即使在最危险的时刻，在那泥石流向车队涌来的时刻，在不远处的雪山崩塌的时刻，我也没有丝毫的惊慌。别人都惊叹：你小小年纪，居然有如此定力，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说，真是不可思议。 其实，电光火石之间，我突然想起了你，我远方的知音--你在干什么呢？在图书馆里"视通万里，思接千载"吗？ 我去西藏不是为了看风光、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为了寻找信仰、为了体验死亡。我想看看西藏那些有信仰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我想看看他们的笑容和眼泪。我甚至想跟他们一样，高高兴兴地葬身在那冰川之上。 记得你写过一篇《徐志摩：我想飞》的文章，我很受感动。徐志摩想飞，他终于让自己的灵魂飞翔在天空中，他终于不再受到世俗的牵累和羁绊了。他离开的那一瞬间，快乐一定多于恐惧。 我不想飞，我只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呆着，尝试着过一过那种没有遭到污染、没有受到腐蚀的生活。我只想重新定义"健康"、"幸福"和"充实"。 在去西藏之前，我写下了一段潦草的文字。本来是想万一我回不来了，给亲人们看的。现在，既然我又回来了，我想把它烧掉。它代表着我那段阴晦的生命，幸好都已经成为过去。 在烧掉之前看，我抄几段给你： 我想要去西藏，吃苦受累也要去西藏。 今年，我二十四岁，我从大学毕业已经三年多了。 在我的灵魂遭受一次创伤之后，我的身体是多么的疲惫和虚弱，我的精神压力是多么的巨大和沉重。我吃不好，睡不沉，整日惶惶然没有着落。 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无论是佳肴、医药还是健身，都已不能再拯救我了。我必须去过简单的生活，劳动、阳光、空气，不想乱七八糟的事情，饿了吃得香，累了睡得沉，不是心累，而是体力劳动的累，那样酣畅淋漓的累，酣畅淋漓的睡。 我总是看书，看了无数的书，没完没了地看，以至于有时厌倦到了极点，只想呕吐，再也看不下一个字，对一切书都厌倦，只觉得它们像沉重的石块压在我的心上。 我却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其实，我想写，也应该写，我觉得心中淤塞着真难受。 我太寂寞了，我渴望交流，却容易瞧不起人，那么最好的就是以文字写出来给人看，作这种单向的、安全又真实的交流吧！ 其实，我从来不想做虚伪的人，我比谁都真诚、热忱，是容易扒心扒肝地对人的人。可是我却看不到值得我信赖的人，总是令我失望，总是让我更加失去希望，让我越来越厌倦这个世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那么幸运，遇到了我真爱的人，我就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他，把我最羞于见人的"坏"告诉他，把一切一切我苦苦掩饰的秘密全部都清清白白地告诉他。我一定要在真爱的人面前做最彻底最真实最轻松的我！绝不对他有半点的保留，就这样给他一份最真实最诚挚的爱！我渴望！ 我马上就要去西藏了，如果我回不来，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文字，爸爸妈妈和弟弟会看到。廷生却看不到。爸爸妈妈和弟弟都不知道我有这样一个没有见过面的朋友。痴心热爱文学这么多年，却一直疏于动笔，好歹这也算一篇作品吧。 虽说天空不会留下翅膀的痕迹，可是匆匆飞过的小鸟却依然希望地上有一瞬注视的目光啊！ 写着写着，我又想流泪了。为什么一再发誓永远不哭之后，我仍然那么容易流泪？我恨自己，总是要哭，要流泪，真恨不能去做个手术把泪腺切除了！再不准哭了！ 这大概算是我的"遗书"吧。但愿里面那些厌世的、冷漠的情绪不要感染和影响你。 我已经平安回来了，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身心都舒畅了许多。 当我在西藏仰望到以前无法想象的那么高、那么蓝的天空时，就感到个人小小的痛苦实在算不了什么。当我站在地球上离天空最近的一块土地上时，我躁动的心灵开始安静下来。 在这里，时间就像转经轮一样，永恒不变、亘古如一。 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的朝圣路。我要让自己的心胸像高原一样空旷、像天空一样清澈。 我在西藏两个月，认识了不少藏族的朋友，有老人，有少女，也有孩子。我在墨脱的一户牧民家里住了整整一个月，我跟他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劳动，一起祈祷。 我苍白的脸颊被高原的阳光照耀得脱了一层皮。我学会了喝酥油茶，学会了吃羊肉，学会了挤羊奶。累了就在草地上打几个滚，与大地的胸膛亲密接触，我听见了大地的心跳。 满脸皱纹的藏族老奶奶说，好姑娘，我看到了你的心里有一处伤口。不过，不用担心，我们这里的地气是最好的药物，连你心口上的伤也能医治。 跟我相好的藏族女孩，还给我取了一个藏族名字--"格桑美朵"。 你说这个名字好听吗？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 我在西藏的故事，两天两夜都讲不完。有的感受，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复述的。以后，我会一点一滴地告诉你。那些浮光掠影的关于西藏的游记，千万别去看，它们就像是腐败变质的食物，会败坏你的胃口。说到底，西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特殊，它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在西藏寻找不到纯洁与安宁，因为纯洁与安宁只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 我在布达拉宫的大殿里，看到了不少脑满肠肥的老板，有来自沿海的，也有来自港台和东南亚的。他们将大把大把的钱塞进香火柜里，但他们脸上的神态，依旧是贪婪、焦灼和傲慢。他们捐香火钱，不过是想求得更多的钱罢了。对于他们来说，西藏跟上海、广州、香港、新加坡又有什么差别呢？ 回来以后，我更深刻地体认到，只有心灵自由了，才能在不自由的外部世界寻觅到自己身体的自由；只有心灵透明了，才能用一双透明的眼睛透视暧昧的、不透明的世界。 去西藏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证明"。这次旅行让我更加珍惜我的内心。 我会慢慢地给你讲述我自己的故事。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金融。本来想学文学，可是爸爸不同意。我便违心地进了国际金融系。那是一个最热门的、也是离心灵最远的学科。我对课程没有多大的兴趣，却照样能够得到最好的成绩。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诗歌和小说，我敢说，中文系十有八九的学生读的书赶不上我多。 后来，我慢慢发现，学金融也有学金融的好处--文学只能当作业余爱好，不能当作职业。当一个人有了一只饭碗之后，再回过头去面对文学，心态会从容很多。一个作家如果整天想着作品要卖多少钱，他的写作必然受到伤害。为什么俄罗斯的作家能够写出惊天动地的巨著来呢？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贵族出身，衣食无忧，不必担心油盐酱醋的问题，所以他们才能在形而上的领域内高高地飞翔。 你们四川有一位叫钟鸣的作家，写过厚厚的三大本书，书名就叫《旁观者》。我很想做一个文学的旁观者。许多时候，正如苏东坡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我作为一名旁观者，反倒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看出大人物们肺腑中的阴影，看出文字背后的虚弱和慌乱。我有这样的自信--我自认为我的文学鉴赏力强过许多知名的文学评论家，尽管迄今为止我连一篇正经的评论也没有写过。 英国作家毛姆是一家公司的小会计，他白天在公司里拼命地记账、演算，晚上利用仅有的一点点业余时间在家中写作。我比毛姆幸运，在公司还有"一官半职"，上班时常常偷看文学作品，就像学生时代那样，狂热而带着一点惧怕。学生时代害怕老师，现在害怕老板。 初中时候，我在上语文课时看李敖写的《千秋评论》，一不小心被老师收缴去了。结果，这本书让老师自己也看得入迷，后来再也不肯归还给我。现在，因为我在公司里工作能力强、工作效率高，算是"小红人"，香港老板多少还有些"纵容"我。他看见我读闲书，至多咳嗽一声。我听到之后，飞快地将书塞进抽屉里，然后正襟危坐、像模像样地盯着电脑。 你信中讲述的那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我很受震动。与之类似的事件，当年我们学校里也发生过。我相信，今天很多校园里依然还在发生着。我最难过的是，最后它们都成了看客们的谈资。多少鲜血和眼泪，也唤不醒那些麻木的心灵。我最厌恶的便是看客，可是他们像苍蝇一样多。 心灵的"石头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趋势。当我们成了石头和钢铁制造的人之后，我们固然刀枪不入，可是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类理性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爱的减弱。洛扎诺夫说："我们不是因思考而爱，而是因爱而思考。甚至在思想中，首要的仍是心灵。" 每年，我都有好多机会到国内外出差，尤其常到北京。以前，我是最不愿意出差的，舟车的劳累以及异乡的陌生感觉，让我在每一次出差之后，都留下不愉快的记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 以前，北京给我的是"大而无当"的印象。我感觉到，北京有一种不可一世的"霸气"，北京的街头巷尾充斥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我曾经与皇帝做过邻居"的神态。自小在江南长大的我，习惯了江南的细腻与温馨，当然不喜欢大大咧咧、吆三喝四的北京。 但是，现在不同了，北京有我一位心中牵挂的朋友，北京成了一个我梦中思念的地方。以后，我有机会到北京，一定去京城西北角的燕园看你。 那时，也许会是秋天。听说，秋天是北京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有许多金子般的银杏叶，在秋日暖和的阳光下闪烁着。 不知道在京城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在一张张陌生的面容之中，你能否分辨出哪一个是远方的来客？ 宁萱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宁萱： 收到你的信的时候，我刚从四川家中回到学校。 我没有收到你的回信，带着遗憾回了家。即使在家中，也一直在想：回学校后，有没有你的回信呢？我真的有这样的担心：会不会从此与你失去联系？你会不会像一道闪电一样，在我的生活之中闪烁了一下，就突然消失呢？每当想到这里，我就产生了从所未有的慌乱和空虚。 没有想到你居然经历了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事前，我在你的信中，没有发现你打算去西藏的蛛丝马迹，你瞒住了我。尽管我知道你很孤独，但我没有想到你被孤独折磨得如此之深。要是知道你如此孤独无助，我会给你写更多的信，我会及早抽空到扬州去看你。 西藏是一个有信仰的地方，一个有神的地方。对于那些虔诚的人，我向来保持十分的敬重。但是，我认为，对汉人来说，西藏永远只能是一面镜子，我们不可能真正"进去"。他们与我们太不一样了。我们应当尊重这种"不一样"，歧视和嘲笑，最终侮辱的还是我们自己。 但愿西藏之行，能够带给你巨大的精神力量，带给你澄明的生命意识。你在信的最后几段中所表达出来的态度，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你的生活态度：明朗、坦荡、充实、欣喜。 我询问懂藏语的朋友，他说"格桑美朵"的意思是"草原上白色的花朵"。"美朵"是一种只有西藏才有的纯洁的小花。这的确是一个美丽的、让人浮想联翩的名字。 其实，"宁萱"这个名字我也很喜欢。"萱"就是忘忧草的意思，你要是真能够忘却所有的忧愁、快快乐乐地沐浴在阳光下就好了。 你的藏语名字是花，汉语名字是草，它们都是土地上美好的生命。它们的根系伸向母亲的怀抱，它们的脸庞朝着阳光的方向。它们谦卑而快乐地生长着，向上苍表示感激。《圣经》中说： 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诗篇37：11》) 我祈望你平安，祈望你快乐，祈望有了我这个远方的朋友，你从此将不再孤独。 这学期，我打算搬到宿舍外面去住。北大有着全国高校中最好的"软件"设施--最好的学习氛围、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图书馆；但是，北大的"硬件"设施却连某些重点中学也比不上--北大的教室、食堂和浴室永远人满为患，排长队是北大每个学生的"例行功课"。而且，北大的宿舍大概是全国大学中最差的。 本科时候，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小小的宿舍，上研究生以后稍微好一点，减少为四个人。四个大小伙子挤在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小窝里，就连转身都显得困难，偏偏大家又都是中文系的学生，中文系的学生有一个相同的特点--每个人都拥有一大笔藏书、每个人都是痴迷于书籍的"书虫"。书比人还需要空间，书堆在窗台上，堆在床头上，堆在每一个可以堆放的角落里，直到连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为止。 我的小床上，有"半壁江山"就是由心爱的书籍占领着。晚上睡觉，连翻个身都很困难。有一次翻身碰倒了一堆厚厚的书，它们像倾泻的洪水一样，立刻将我掩埋起来。同屋的同学都惊醒了，以为发生了一场地震，模模糊糊地都想往外边跑。幸好是虚惊一场，我也没有一点皮肉之伤。此后，还得在提心吊胆中进入睡眠，因为可爱的书籍们还在不断地蚕食着我的地盘。我找不到别的地方来安置它们。 而且，我们的宿舍晚上还要定时熄灯。这是学校里最不合理的措施之一。听说，八十年代的学长们曾经就此事愤然抗议，并获得成功。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一切又恢复原状，这时的学生再也没有"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度了。在九十年代死水般的校园里，学生是最无足轻重的一个阶层。风云激荡之后，我们又成为被束缚在各种"规矩"之内的螺丝钉，连用电的自由也不敢去争取。有时候，我写一篇文章，正写到兴头上，偏偏灯给熄了，好不扫兴。只好点燃一支蜡烛，与古人一样"秉烛而书"。 有出去单独住的想法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有得以实施。这学期，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搬出去，因为很快就要做毕业论文了，我希望有个安静的、独立的空间。 我打算跟法律系的一位好朋友萧瀚一起合租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共用客厅、厨房、卫生间，然后每人单独拥有一间小小的卧室兼书房。没有个人隐私的集体宿舍的生活，已经让我无法忍受。 不过，北大附近的房子很紧张。漂泊在北大、清华附近的年轻人，据说有好几万。他们怀着单纯而天真的理想在这片寸土寸金的土地上挣扎，他们扑腾着一双双伤痕累累的翅膀，想从这里开始最初的飞翔。他们几乎把周围空余的房子都租光了。然而，踞傲的北大和势利的社会却很少承认他们的努力。 这几天，我跟萧瀚在外面四处奔波找房子，看了几个地方都不满意。正在给你写信的时候，萧瀚又来电话，说打听到一个信息，让我一起去看另一处地方。但愿这一次不再扑空。 我要出门了，只好匆匆忙忙地结束这封信。本来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下一次再慢慢聊吧。 也许，不久之后，你到北京来出差，我就可以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款待你了。 廷生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廷生： 其实，上个星期我一直在北京，从八月二十八日到九月四日。京城确实如你所说，居之不易，像我这样"白居"更是不易。闷热难耐，粗食淡饭 ，交通堵塞，举目无亲。因为是办公事，没有玩耍的心情和时间，所以更觉无聊。 我来北京好几次了，既没有去故宫，也没有去长城。我对这些大家趋之若骛的地方，没有丝毫兴趣。故宫不过是那些变态的皇帝们阴森森黑漆漆的家，而长城的"伟大"又怎么能够跟孟姜女珍珠般的眼泪相比呢？ 我只去了一个地方，你猜是什么地方？ 是地坛。是史铁生的地坛，而不是皇帝的地坛。 地坛原来属于皇帝老儿所有。每年春耕时分，他们都会劳师动众地来到这里，装模作样地拜祭一下土地，种一下庄稼，表达一下对土地的敬畏和对子民的关怀。但是，这种敬畏和关怀都是虚伪的和言不由衷的。 皇帝和王公大臣们，在庄严的地坛里恭恭敬敬地履行完所有祖宗制定的繁琐程序以后，回去照样接着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或者虐待后宫的女子，或者屠杀直言的书生，或者将农民背上的赋税增加一倍。 而地坛和地坛里供奉的神仙，几百年如一日地沉默着。神圣与邪恶，庄严与卑劣，同时存在于这里。只有古老的柏树冷冷地看着帝王们的表演。谁的演技高超，谁的演技拙劣，它自有评定。 过去，地坛不允许老百姓进来，门口有皇家的侍卫守护着。现在，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帝灰飞烟灭了，地坛却成了一座巨大的、荒芜的、没有人照料的园子。 北京是一个热点旅游城市，可是外地游客很少有到地坛去的。它被忘记了，被遗弃了，所以它自由了，它解放了。 我去地坛是因为史铁生。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一篇让我深深感动的散文。我想去呼吸一下地坛的空气，我想去摸一摸地坛的树木，我想去看一看地坛的建筑，我想去感觉一下那些文字背后的凄凉与坚贞。 《我与地坛》的最后部分，是一名残疾人对生命的思考。是关于归宿与寻觅的思考，是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思考，是关于"我"在宇宙中地位的思考。史铁生静静地面对着夕阳下的这片园子，喃喃自语道："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这种彻头彻尾的悲凉，这种明白如水的旷达，我只能理解一小部分，因为我是一个身体健全的人，也因为我还太年轻。 我所经历的悲哀，与史铁生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连史铁生残缺的生命中，也时常迸发出火焰般的渴望与激情，我又什么理由悲观呢？ 地坛里的古建筑全都破败不堪。朱红的颜色一块块地脱落，露出里面惨白的骨肉来。它们曾经辉煌过，曾经光荣过。李后主的词说："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地坛，连雕栏玉砌都已经磨损了，再无当年的华彩。时间，只有时间才掌握着最后的判决书。 当我行走在地坛的杨树下，当树枝上的蝉在胡乱地鸣叫的时候，我想起了史铁生散文里的母亲。那是一位四十九岁就离开人世的母亲，那是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上帝为什么要早早地召善良的母亲回去呢？史铁生在宁静的地坛里，听到了这样的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我忽然想起一位诗人的感叹："在背后我常听到时间的翅膀像战车一样飞逝，而在前面却是延伸着荒废了的永恒沙漠。"我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人类无法占有和支配时间，所以，人类也就永远克服不了自己的有限性。 母亲曾经每天送儿子出门去，到地坛去。儿子回来的时候，母亲还站在原地，保持着送儿子走时的姿态。史铁生后来想，当自己出门到地坛散心的时候，母亲是怎样心神不定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 史铁生断定，以母亲的聪慧和坚忍，在那些空落的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眠的黑夜后的白天，她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出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 她是史铁生的母亲，她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她苍苍的白发飘拂在风中，她额头的皱纹是时光的刻度。母亲付出了爱，母亲不希望得到偿还。她付出，她愿意。即使那是一种钻心的疼痛，母亲也坚定地承受。她像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样承受无尽的苦难，然后她默默地回到土地之中。 你去过地坛吗？你去看过地坛里颓败的殿堂吗？你去看过石头缝隙里青青的小草吗？ 那些走过石板路的精美的靴子已经破旧，那些靴子的主人的躯体也已经腐朽，而青草依然一年又一年地从石板中探出头来，报告春天来到的讯息。 我在北京的时候，本想去看看你，可实在不想在那样灰暗的天空下与你相见。每次到北京，北京天空的蓝色都减少了一些，灰色则增添了一些。是工厂、是汽车、是穷奢极欲的人们闯的祸。 这是一种慢性自杀。人们却一无所知地等待着灭亡的来临。 听说沙漠离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只有几十公里的距离，听说北京缺水的情况已经相当严峻--但似乎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到忧虑。《圣经》中说： 这地悲哀， 通过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 因其上居民的恶行， 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耶利米书12：4》) 狂妄而邪恶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却听不见这样的声音。 沈从文当年说，北平高而蓝的天空，感动得人直想下跪。今天，北京再也看不到"高而蓝"的天空了。我真羡慕沈从文他们，要是我能够在他们曾经拥有过的"高而蓝"的天空下与你相见，那该多好。 当时，想在北京写信给你，又被安排紧张的各种事务所迫，一直没有静下心来提笔。在喧杂的时候，我无法给你写信。所以，又回来了。又在我的小屋里给你写信。 还是你来看我吧？"正是江南好时节，落花时节又逢君"，我相信，你会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认出我的，因为"相逢何必曾相识，同是世间有情人"。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二十四岁的生日。我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却工作了将近四年，先后换了三个工作。在这一点上，我的人生阅历比你丰富多了。 我上学很早，五岁就上小学了。上的是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所以也就没有严格规定上学的年龄。父母工作忙，没有时间照料我，便早早地将我送进学校。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也是成绩最好的学生。因为年纪小，也因为成绩好，老师一直都宽容着我的调皮。 我猜想，你从小一定是个规规矩矩的孩子。而我从小就调皮惯了，谁也管不住。小学我跳了一级，中学又跳了一级。还不满十六岁，我就中学毕业，走进了大学的校门。我在我们大学的班上，同样是年龄最小的学生。我比你小三岁，却跟你在同一年里上大学，你佩不佩服我呢？ 今天过生日，身边是公司里的一帮同事。下班以后，大家簇拥着我去了一家餐馆，这里的狮子头很有名。 你吃过淮扬菜吗？比如风行天下的狮子头和扬州炒饭？我想，你是四川人，你当然喜欢吃味道浓烈的川菜。但是，淮扬菜也有其独特的风味，要是你来扬州，我会带你去最有特色的地方吃好菜--你熟悉现代文学，应当知道朱自清笔下的小笼包子、周作人散文中的烫干丝、曹聚仁多次提到的绿杨邨以及让丰子恺难以忘怀的小觉林……你要是真正尝一尝，你才知道它们的味道有多么美妙。 虽然桌子上摆着好菜，但我却没有太多的胃口。同事仅仅是同事，同事不过是借着替我过生日的由头，大家聚一聚，高兴一下而已。他们又怎么能够明白我千千结的心事呢？他们把我看作未来的"女强人"，他们却不知道我其实是一个最软弱不过的女孩子。只是，我从来没有在公司里流露出来过而已。 我需要有个知道我心事的朋友跟我一同过生日。这样的朋友却只有一个，就是在远方的你。 晚上应付完宴会之后，回到宿舍，同屋的女孩子跟她的男友出去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写日记、听音乐。 好想按照你留的手机号码给你打个电话。 好几次，拨了一半号码，却还是终止了。 此时此刻，你还在写作吧？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六日 宁萱： 要是早知道九月六日是你的生日，我会提前寄一份礼物给你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要是知道九月初的那段时间你在北京，我会去你住的宾馆看你。见总是比不见好。我相信，见面以后，我们都不会失望，因为我们的文字与我们本人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喜欢对方的文字、喜欢文字背后的灵魂，也会喜欢对方的人。 与你丰富的阅历相比，我只能算是"白纸一张"--从重点小学到重点初中，从重点高中到重点大学，然后继续上研究生。确实，跟你的猜测一样，我一直就是一个很听话的乖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这套教育制度的受益者，但我却成了它最激烈的批评者。这真是一种有趣的错位。 前几个月，我在"水木清华"的论坛上，与一个网名叫"捕快"的朋友有一次长达将近一个通宵的"对决"。那次辩论在论坛上倍受关注，被形容为"西门吹雪大战叶孤城"。 对方代表的正是那种直线思维的、重技术轻人文的、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理工科学生。他们在教育体制内规规矩矩地成长，接受了所有既定的观念。在我们激烈辩论的许多问题当中，就曾经谈及批评者的立场问题。 当时，"捕快"在网络上反问我说："如果没有高考制度，你也许还在扫大街。高考制度改变了你的一生，你为什么还理直气壮地批评它？" 在网络上，这样强词夺理的论调十分风行。我回敬他说："我以受益者的身份反戈一击，正说明我的观点超越了我的现实利益。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价值立场，他的判断不应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而应当站在更大多数人群的基本利益那边。如果说每个人都被自我的利益所控制、所支配，那么，你怎么解释那些与俄罗斯帝国为敌的贵族革命者呢？"对方哑口无言了。 我不喜欢网络上骂骂咧咧的氛围，不喜欢那种毫无节制的、"无知者无畏"的语言暴力。网络上的青年们都很"爱国"，至少在语言上是如此。九十年代民族主义的盛行，使得这一代青年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使用的是"文革"遗留下来的那套语言和思维方式。我称他们为"网络义和团"--在诞生于西方世界的网络上毫无理由地辱骂西方，多少有些滑稽。 我很少加入到网络论坛中去。在我有限的几次加入讨论的时刻，我力图营造一种"有话好好说"的气氛。不管对方多么粗暴无礼，我依然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对他彬彬有礼。我们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我们的知识结构，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用什么样的方式说话、用什么样的方式写作，是反映我们如何生活、如何存在的最重要的标识。 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网络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话语权力上的"平等"--大家开始拥有了某种相对平等的身份，仿佛坐在一张虚拟的圆桌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上来。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生命体验上的缺陷，"从校园到校园"的单薄履历，必然导致与外部现实生活的隔绝。这种隔绝，对于一个纯粹技术性的学者来说，不一定是负面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来说，却是致命的伤害--书本是苍白的，离开了生活的源头活水，写作将陷入危机之中。 鲁迅先生后来为什么要离开大学呢？除了北洋政府的威逼之外，我想，更加重要的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否则，到了上海，他依然可以到当地许多一流的大学里去教书。然而，鲁迅先生再也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 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已然深刻体会到：日益僵化的大学体制对知识分子完整的、本真的生命状态具有无形的伤害。他不愿继续被这种体制所伤害，于是选择了自由的、也是艰难的独立写作者的生涯。他的创作也就进入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博大、也更加深邃的境界。 我打算在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离开北大，去寻找更加广大的生活空间，去感受更加真切的现实生存。尽管许多师长和朋友都劝我留下来，但我还是决定要离开。我不恋栈北大，尽管在它温柔的羽翼下，我将获得在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安宁和静谧。但是，我更愿意独自去承受外面的风风雨雨。 北大仅仅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驿站，而不是终点。 前两天，我已经找好了房子，刚刚搬进去。是在北大西南角的一个名叫稻香园的小区。这是一个工人住宅区，楼房有些陈旧了，但环境倒还安静。 书籍还来不及上架，每次搬"家"--其实一个学生哪里有什么"家"，有的只是几十箱子的书籍--的时候，书籍总是让我最头痛的"财产"。几千册的书并不算多，但仅仅是装它们的箱子，就得找几十个。 搬家公司的工友，早先听说我没有任何电器家具，还以为遇到了一件轻松的工作，没有想到移动这几十箱子书，比搬运一个大家庭的物品还要累。 这些搬运工人，一听口音，都是我的四川老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比我岁数还小，却已经扛起了生活的重担。他们告诉我，搬家的收入每次都是公司得"大头"，因此他们每人每次只能得五块钱。这让我感到震惊。看到他们累得汗如雨下、气喘如牛的样子，我赶紧背着带队的工头，悄悄地给他们每人加了一点工钱。虽然我也是一个穷学生，但我毕竟还有一点点能力帮助这些来自遥远的家乡的青年--至少能够让他们开心地吃上一顿红烧肉。 我在《巴比伦犹太教法典》中读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有钱的农场主卡尔布·萨瓦尔的女儿决定跟拉比·阿基瓦订婚了。阿基瓦当时是一个穷羊倌。当她的父亲听到这个婚约时，他发誓再也不给女儿一分钱、一份遗产。 这对年轻人冬天结婚了。他们很穷，晚上睡在稻草上。"要是我能够买些装饰品多好，"阿基瓦捡下他妻子头上的稻草说："我将给你买一个带着耶路撒冷图片的金的装饰品。" 一天，先知艾利加来看他们，他乔装成一个凡人。"给我一些稻草吧，"他在他们门外喊道，"我妻子快要生产了，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她躺下。" "你瞧，"阿基瓦对妻子说，"我们以为自己很穷，可还有一个连稻草都没有的人呢。" 那么，我们也算是拥有稻草的人吧，我们还有几分能力帮助那些没有稻草的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同的，我相信，像我与你这样的人，会把拥有稻草也作为一种幸福的。 古犹太哲人莱维说："如果你想拯救一个人于淤泥之中，不要以为站在顶端，伸出援助之手就够了。你应该善始善终，亲身到淤泥里去，然后用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他，这样，你和他都将重新从淤泥中获得了新生。"他的话是说给我们所有人听的。 我愿意尝试着一点一点地开始做。每一次对他人的帮助，对自己傲慢的心态都将是一次洗礼。我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意识到：与其说我在帮助他们，不如说他们也在帮助我。《圣经》中说： 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摘葡萄园里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申命纪24：19-21》) 这几天，我正在辛苦地打扫、布置新居。离开父母为我营建的家已经五年了，第一次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一定要收拾得漂漂亮亮的。下次你到北京，可一定要到我的小屋子里来作客。那时候，我的小屋已经是一个宁静的家园了。 宁萱，你信上说到了扬州的饮食，虽然只有寥寥几句，却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我是一个贪吃的人，用文雅的话来说，就是"美食家"。所以，假如有一天来扬州，我会在你的陪同下开怀大吃一通的。 廷生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三日 廷生： 好些天没有给你回信了，其实多少还是有些失落的--再接到你的信时才惊觉，原来我一直有所期待。 第一次给你写信时，其实我只读了你的《火》之中有限的文字，而心灵的契合却在那一瞬间点燃了我沉寂的眼睛。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很奇妙，要有多远，就远得没边没际；要近起来，又那么没有道理。 我觉得，在你的文字里，我们"心心相印"。 你的恨和你的愤怒，都是来自于你的爱。你的书出版之后，你成了"名人"，有许多众星捧月的场合。但我知道，你还是不快乐，你还是被孤独所包裹。 记得墨西哥诗人帕斯曾经这样分析孤独的本质：孤独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是与一个世界隔离，另一个方面是企图创造另一个世界。我相信，对你来说，孤独更意味着后者。你的孤独是暂时的隐退，以便重新投入世界。你的孤独是一段准备和学习、自我考验和磨练的时光。 你不能久居聚光灯之下，那样会毁了你的。帕斯说，根据墨西哥古老的传说，人们原来居住在世界的中心，也就是宇宙的"肚脐"那儿。后来，由于人类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被迫离开了。于是，这种"失乐园"的感觉便由此诞生。 孤独是对回归母体的渴望，是对归属乐土的渴望。人世间能够克服孤独的唯有爱。 正是在孤独与爱此起彼伏中，我们得以成长。 在赞扬了你之后，我要批评你了，你不是说我是你的"畏友"吗？ 我读了你的新书《说，还是不说》。很快，我就对你有失望了，因为我觉得你的一部分文字是"败笔"--"似水柔情"的那部分。这样说可能不准确，单论文字没错，文字很美；但就内容来讲，你真的不该写，或是不该发表。 平心而论，你真的还没有爱过。 那怎么会是爱呢？那只是一种青春的萌动，在那样的年龄，你那样的单纯与真诚，无论哪个女孩子都很容易走进你的--只要一瞬间的接触，或只因她离你近，因为无论如何，你的"初恋"必须有一个载体，你不是爱上了这个载体，你只是到了爱的年龄了，爱那段青涩而纯真的日子，那样不堪而刻骨的青春！ 虽然我比你的年龄小，可读到你这些文字时，我时常像老妈妈一样摇着头，又怜又爱地轻叹道："唉，这孩子，他写的爱会贻笑大方的，他还没有真的爱过呢！" 真的，我相信你也会笑自己的--在某一天，再回头去想那个女孩，那个对你的文字--你作为生命之瑰宝和唯一精神支柱的文字--视而不见的女孩，她会爱你什么呢？你又爱她什么呢？ 你不要怪我说得刻薄了，这真的只是一场闹剧。它必然会上演，权为你的成人仪式，如今已经闭幕，很好。希望不会为你的心灵带来丝毫阴影。 你要自信，自豪，以你的灵魂--以一颗金子般的心，一颗嫉恶如仇的心来笑傲江湖！你应该得到真心的爱，全心的爱，你应该拥有最完美的感情世界。我祝福你。 读鲁迅，常常让我黯然伤神。王小波的早逝，也多少次让我长夜难眠。唯一可慰的是，他们都拥有过一份真诚的女性之爱。 我读到许广平的回忆文章，说鲁迅晚年常常夜不能寐，独自走到阳台上，和衣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而年幼的海婴夜里起床尿，看见爸爸睡在阳台地上，便也不声不响躺在他身边。而许广平醒来不见人，一找，父子二人在漆黑的夜空下，并排躺在阳台水泥地上。 读到这里，从许广平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我深切地感受到那一份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女性的温柔心痛的爱。那爱，可包容一切黑暗，包容鲁迅的棱角和敏感，包容一切的伤痕累累，包容鲁迅深深的疼、恨和失望，还有孩子纯粹的、无辜的、令人心碎的天真。 仅为此，先生的一生也不枉苦痛了。 还有王小波，你看看他写给李银河的信吧，那是真爱。让人心动。不说了，说起来真难受。只想安慰一下你，怕你因自己不明白而受伤害，才冤枉呢！ 忘记过去，相信未来、相信爱情吧。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呢？最让我痴迷的是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爱情。在西伯利亚严酷的风雪中，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跟她们的丈夫一样，高贵得让人仰望。她们没有屈服于沙皇的淫威，反倒向沙皇提出了伴随丈夫去流放地的请求。像青草一样柔弱的她们，虽然在刺骨的寒冷中死去了，但的嘴角依然挂着春天般的微笑。 真正的温暖是心灵的温暖，真正的寒冷也是心灵的寒冷。因此，对于这些伟大的妻子们来说，西伯利亚的小屋比彼得堡的宫殿还要温暖。她们与丈夫在一起，与爱情和正义在一起。 说起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我又想起了悲惨而幸福的俄罗斯作家米·布尔加科夫。说他悲惨，是因为他没有选择地生活在一个像坟墓一样的帝国里，他的天才遭到了斯大林残酷无情的压抑；说他幸福，是因为他拥有一个坚强不屈的妻子，她形影不离地伴随他度过了黑暗的晚年--他临终前双目失明。 俄罗斯文学专家高莽在《灵魂的归宿》一书中，曾经细致地描绘过布尔加科夫的墓地。布尔加科夫逝世以后，坟上长期没有任何标志，只有他的夫人种的一些勿忘我花，盛开时散发着清淡的芬芳。 叶连娜·谢尔盖耶夫娜是布尔加科夫的第三位夫人。叶连娜原来是一名将军的妻子，丈夫身处高位，为人正直，生活富裕，家里还有两个可爱的孩子。然而，当她认识布尔加科夫之后，感到这个性格刚烈、才华横溢的作家才是自己命运的归宿。 叶连娜在痛苦中结束了以前的家庭生活，与贫穷的作家结合在一起。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布尔加科夫，与他一起分享创作的欢乐与生活的困窘。 丈夫去世以后，叶连娜一直想寻找一个最合适的墓碑，她一次又一次地去拜访那些做墓碑的石匠们，却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而归。 有一次，她在石匠的院子里，在一个堆积废料的大坑之中，发现了一块巨石。她好奇地向石匠打听那是什么石头。石匠回答说，这是"各各它"。叶连娜愣住了："各各它"是基督被钉死的地方，是殉难的地方。石匠为什么把这块石头叫做"各各它"呢？ 经过深入的交谈，原来这块石头大有来历：它曾经作为墓碑被竖立在果戈里的坟头。这是果戈里的好朋友阿克萨科专程到黑海之滨挑选的，花费了好多时间和劳力才把它从遥远的南方搬运到莫斯科。后来，莫斯科市改建，果戈里的墓地由丹尼尔修道院迁移到新圣母公墓，这块象征殉难的、附有十字架的石头，也就被弃而不用了。 从那时候起，这块砸掉了十字架的墓石就扔在坑里无人过问。 叶连娜眼睛一亮，决定买下它。是的，没有任何石头比它更合适作为布尔加科夫的墓碑了。 "我们可以卖给您，可是怎么把它从坑里抬出来呢？"石匠感到很为难。 叶连娜请来很多石匠帮忙。终于，巨石被抬到了布尔加科夫的坟墓。 布尔加科夫生前在给朋友的信中，曾经多次谈到他心目中的恩师果戈里，他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先生，请用灰色的外套把我保护起来吧！"他的话变成了现实，果戈里的墓石，如今像灰色的外套立在布尔加科夫的坟上，成为他亡灵的守护者。 "现在什么炸弹也伤害不了米沙了！"叶连娜终于松了一口气。她去世之后，骨灰与丈夫葬在了一起，生前他们心贴着心，死后他们的骨灰融合成了一体。 这就是人间的真爱，人间的至爱。我们有可能拥有吗？我们配得上拥有吗？ 其实，说这些话违背了我的原则。我向来不喜欢如此直率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即使我明明白白，也沉默着。况且一个女孩子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爱情，好像作论文。 其实，除了文字上的，我也从未有过真爱的幸运。但起码我比你强，我至少知道什么不是真爱。我不知道什么是我所追求的，但我清楚地知道什么不是我所追求的--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寻觅、失望、执著、不妥协。 最近看了好多书--一贯如此，有时看得要窒息，不提也罢。"青灯黄卷，红颜空尘"，不是什么美好的图景。 最近也写了好些诗歌，我不敢称之为诗歌，姑且算是一些零散的句子吧。我常常梦想，只要我能够写出一首诗，一首真正的好诗--哪怕一句也行，我也愿意身无分文，我甚至不害怕与世长辞，在死亡来临的时候，我还能微笑着，欢乐着。 宁萱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日 宁萱： 谢谢你的一番剖析。其实，写作那篇名叫《那段岁月，那段爱情》的文章，目的正是为了"告别"。我早已从当年的伤痛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不 认为那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也许是上帝故意安排的一次考验。上帝在质问我："你究竟将爱什么样的女子？" 如果说在那次经历之前，我还懵懵懂懂的；那么，在那次经历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人生道路上，有了一位风雨同舟的爱人，宛如有了一颗挂在天穹的启明星。 如果没有这颗星星，我们又如何辨别方向呢？《圣经》中说：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司书3：3》) 在那些日子里，我深切地体认到了"不同心"的悲哀与无奈。经过了那次尝试之后，我深信，在人与人之间，某种隔膜是无法打破的，也不必去打破。就像我以前的信中提到的，不必"铁棒磨成针"和"愚公移山"一样。 有的人，即使在一起耳鬓厮磨若干年，心与心之间还是隔着无法融化的坚冰；也有的人，虽然还未曾谋面，心与心之间却能够融合得像两条交汇的河流。 我也相信，人世间总有一个人是冲着我才做女人的。而我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遇到她。什么是缘分？这就是缘分。 宁萱，你的信与我案头的千百封来信不同，你的每句话都让我放不下。你在信中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很奇妙，要有多远，就有多远，漫无边际；近起来，又可以不可思议的近，简直就是"心心相印"。这段话让我感动了好久，我仿佛看到了你写这段话时候的神情。 你在信中写到了鲁迅与许广平。你信中提及的那个场景，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理解当然也对，许广平对鲁迅晚年无微不至的关爱，不是普通的女性所能够做到的。很难设想，假如没有像许广平这样一个支撑着家庭重担的女性在身边，中年之后的鲁迅将过着一种怎样的残缺的生活。 《两地书》是两人真正的精神合作，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纯粹的情书之一。在这本通信集之中，许广平对爱情的追求比鲁迅要主动和大胆得多。在这个时候，幼稚而单纯的一方反倒占了上风。 但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既有亲密的爱，也有难言的隔膜。你信中谈到的那个场景，可见先生心中还是有解不开的结。鲁迅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沉默，整天地沉默着。这种铁一样的沉默，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许广平。这种铁一样的沉默，使得家庭中的空气也凝固了。 许多时候，鲁迅与许广平依然无法臻于"同心"之境。这一点，看看鲁迅逝世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广平所写的那些回忆录，就能够大致体会到。她所理解的鲁迅，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在迎合着主流的思路。她笔下的鲁迅，自然与鲁迅本人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鲁迅"，有着很大的距离。 我一直认为，鲁迅在悄悄地喜欢着萧红，而萧红也在悄悄地喜欢着鲁迅。他们之间，除了师生之情外，时常产生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 我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包括导师们在内的许多鲁迅研究专家的批评。我是凭自己的直觉，在鲁迅和萧红的文字的缝隙里感觉到的。我不想对此作一番学者式的"考据"，但我宁愿固执地保持自己的这一"发现"。何况，有一丝淡淡的、忧郁的情缘，并无损于先生的伟大。 鲁迅先生从来就不相信世上存在着一种"完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廷生，怜子如何不丈夫"，任何人都有自己复杂的、精细的、隐秘的情感世界。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最感人的一篇，远远比许广平的回忆文字写得好。说萧红的才华比许广平高，倒是其次的原因；背后隐藏着更最要的原因：萧红比许广平更加理解鲁迅、更加深入鲁迅的内心--尽管许广平是鲁迅的妻子。 鲁迅上海的家中，常常来很多客人，而只要萧红到来，鲁迅就会开朗、快乐许多，谈兴也很浓。 第一次与先生的见面，是萧红萧军两人一起去的，而此后去得更多的是萧红一个人。 萧红写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有一天下午要去赴一个宴会，她让许广平给她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广平拿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萧红和许广平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许广平把那桃红色的举起来放在萧红的头发上，并且很开心地说着："好看吧！好看吧！" 萧红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很顽皮的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 鲁迅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这边看着："不要那样妆她……" 许广平有点窘了。 萧红也安静下来。 这个细节很能够说明鲁迅心中复杂的感受，他想说漂亮而没有说，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来。他想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细微的波动，却更加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先生的心灵也有无比脆弱的时刻。 对此，许广平后来也有了些许的感觉。她没有直接说什么，却含蓄地表示了对萧红的不满。胡风的夫人梅志也是圈子中的一员，她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萧红与鲁迅夫妇的交往。许广平曾经向她诉苦："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里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萧红逝世之后，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中有一段微妙的文字："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的寓所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里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回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仔细体味，在这段话中，许广平对萧红的微词是显而易见的。出于许广平的角度，她有权利写这段文字，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不满；出于萧红的角度，我觉得她真可怜，她在孤独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得为昔日一丝一缕的、没有表露出来的爱而受到伤害。 两个人要真正相爱，其艰难程度，有时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其容易程度，有时也超乎我们的想象之外。 无论难易，爱情都是我的信仰。胡适在《追忆志摩》一文中说到的徐志摩的信仰，其实也是我们的信仰--他说，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我想，如果我们用爱、自由和美来抗拒暴雨、抗拒狂风、抗拒霜刀雪剑，我们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罗素给出的"我为何而生"的三个答案是"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寻、对人类苦难不可抑制的同情"。罗素把爱情放在了第一位，他说："我所以追求爱情，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爱情有时给我带来狂喜，这种狂喜竟是如此有力，以至使我常常会为了体验几个小时爱的喜悦，而宁愿牺牲其他一切。其次，爱情可摆脱孤寂--身历那种可怕的孤寂的人战栗意识有时会由世界的边缘，观察到冷酷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最后，在爱的结合中，我看到了古今圣贤以及诗人们所梦想的天堂的缩影，这正是我所追寻的人生境界。"宁萱，这也正是我们所追寻的人生境界啊。 宁萱，每天要早点睡觉，保证睡眠的时间。 秋天来了，要珍重加衣，小心着凉。 廷生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宁萱： 谢谢你的一番剖析。其实，写作那篇名叫《那段岁月，那段爱情》的文章，目的正是为了"告别"。我早已从当年的伤痛之中解脱了出来。我不 认为那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也许是上帝故意安排的一次考验。上帝在质问我："你究竟将爱什么样的女子？" 如果说在那次经历之前，我还懵懵懂懂的；那么，在那次经历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答案。 人生道路上，有了一位风雨同舟的爱人，宛如有了一颗挂在天穹的启明星。 如果没有这颗星星，我们又如何辨别方向呢？《圣经》中说：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司书3：3》) 在那些日子里，我深切地体认到了"不同心"的悲哀与无奈。经过了那次尝试之后，我深信，在人与人之间，某种隔膜是无法打破的，也不必去打破。就像我以前的信中提到的，不必"铁棒磨成针"和"愚公移山"一样。 有的人，即使在一起耳鬓厮磨若干年，心与心之间还是隔着无法融化的坚冰；也有的人，虽然还未曾谋面，心与心之间却能够融合得像两条交汇的河流。 我也相信，人世间总有一个人是冲着我才做女人的。而我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遇到她。什么是缘分？这就是缘分。 宁萱，你的信与我案头的千百封来信不同，你的每句话都让我放不下。你在信中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在很奇妙，要有多远，就有多远，漫无边际；近起来，又可以不可思议的近，简直就是"心心相印"。这段话让我感动了好久，我仿佛看到了你写这段话时候的神情。 你在信中写到了鲁迅与许广平。你信中提及的那个场景，我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的理解当然也对，许广平对鲁迅晚年无微不至的关爱，不是普通的女性所能够做到的。很难设想，假如没有像许广平这样一个支撑着家庭重担的女性在身边，中年之后的鲁迅将过着一种怎样的残缺的生活。 《两地书》是两人真正的精神合作，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最纯粹的情书之一。在这本通信集之中，许广平对爱情的追求比鲁迅要主动和大胆得多。在这个时候，幼稚而单纯的一方反倒占了上风。 但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既有亲密的爱，也有难言的隔膜。你信中谈到的那个场景，可见先生心中还是有解不开的结。鲁迅心情不好的时候，常常沉默，整天地沉默着。这种铁一样的沉默，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许广平。这种铁一样的沉默，使得家庭中的空气也凝固了。 许多时候，鲁迅与许广平依然无法臻于"同心"之境。这一点，看看鲁迅逝世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广平所写的那些回忆录，就能够大致体会到。她所理解的鲁迅，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在迎合着主流的思路。她笔下的鲁迅，自然与鲁迅本人的文字中所体现出来的"鲁迅"，有着很大的距离。 我一直认为，鲁迅在悄悄地喜欢着萧红，而萧红也在悄悄地喜欢着鲁迅。他们之间，除了师生之情外，时常产生精神和感情上的撞击。 我的这种观点，遭到了包括导师们在内的许多鲁迅研究专家的批评。我是凭自己的直觉，在鲁迅和萧红的文字的缝隙里感觉到的。我不想对此作一番学者式的"考据"，但我宁愿固执地保持自己的这一"发现"。何况，有一丝淡淡的、忧郁的情缘，并无损于先生的伟大。 鲁迅先生从来就不相信世上存在着一种"完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廷生，怜子如何不丈夫"，任何人都有自己复杂的、精细的、隐秘的情感世界。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所有回忆鲁迅的文字中最感人的一篇，远远比许广平的回忆文字写得好。说萧红的才华比许广平高，倒是其次的原因；背后隐藏着更最要的原因：萧红比许广平更加理解鲁迅、更加深入鲁迅的内心--尽管许广平是鲁迅的妻子。 鲁迅上海的家中，常常来很多客人，而只要萧红到来，鲁迅就会开朗、快乐许多，谈兴也很浓。 第一次与先生的见面，是萧红萧军两人一起去的，而此后去得更多的是萧红一个人。 萧红写到一个小小的细节，有一天下午要去赴一个宴会，她让许广平给她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广平拿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萧红和许广平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笑，许广平把那桃红色的举起来放在萧红的头发上，并且很开心地说着："好看吧！好看吧！" 萧红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很顽皮的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 鲁迅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这边看着："不要那样妆她……" 许广平有点窘了。 萧红也安静下来。 这个细节很能够说明鲁迅心中复杂的感受，他想说漂亮而没有说，故意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来。他想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细微的波动，却更加明显地表露了出来。先生的心灵也有无比脆弱的时刻。 对此，许广平后来也有了些许的感觉。她没有直接说什么，却含蓄地表示了对萧红的不满。胡风的夫人梅志也是圈子中的一员，她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萧红与鲁迅夫妇的交往。许广平曾经向她诉苦："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里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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